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清河崔氏（转）

崔兴威

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清河崔氏（转）

清河崔氏作为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煊赫的政治地位，同时还包涵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文化地位。文化地位对于世家大族社会地位乃至政治地位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世家大族的文化地位是通过家传文化表现出来的。南北朝时期清河崔氏家学的主体学术传统是儒家经学，进入隋唐后，家族主体学术传统由经学向文学转化。家传文化除了它本身的文化意义外，在政治方面亦具有一定的功用。家传文化在世家大族的形成、家族成员的入仕及从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世家大族家传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三个特征，即传承性、变异性和社会性。家传文化是一个家族的灵魂所在，它不仅可以影响家族成员的思想意识与思维方式，指导他们的行为模式，而且还有助于加强整个家族的凝聚力。家传文化的盛衰对于世家大族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世家大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地位，进而影响其政治地位。

8 ^% o( g, \. o; e8 k8 O% Y世家大族的发展和壮大是中古时期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清河崔氏正是这一时期众多煊赫家族中的一员。它形成于魏晋，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发展，至北朝达到鼎盛，成为与博陵崔氏齐名的两支崔氏大族。进入隋唐，唐人柳芳云：“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崔氏仍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后，崔氏家族经唐末五代，至宋遂衰。清河崔氏的兴衰与整个中古时期相始终，通过对一个家族进行个案研究可以透视出中古历史发展的脉络。因此，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式是有一定意义的。

0 N6 L8 R, b- T* O本文选取的研究视角是世家大族的文化，由于这种文化因素在世家大族中，是以家庭乃至家族的传承为主要存在方式，故将其称之为家传文化。在研究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本文要探讨的“家传文化”的概念界定一下。在这方面，钱穆先生认为当时的世族社会“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根据钱穆先生的结论，世家大族的家传文化应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家传之学，即家学；另一部分是家传思想，即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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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O& Q- [8 S/ z家学主要指累世积累传承的深厚文化底蕴，它所包括的范围很广，诸如文学、艺术、易学、礼学、经学、史学、书法、天文历算、医学等都是家学所涉猎的范畴。清河崔氏是一个文化功底深厚、学识渊博的文化世族。在他们之中，历代都有闻名于世的经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及医学家，好学的家风与学术传家在整个家族的发展过程中，保持了世代不替的传承性。
5 B8 W+ a4 Z7 K8 `8 D% a% a家传思想主要指世代传承的儒家伦理思想，如忠孝、仁义礼智信、简朴作风等。许州鄢陵房崔义直所生六子之名为崔知悌、崔知久、崔知俭、崔知让、崔知温、崔知逊。这实际上是儒家“孝悌”、“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在清河崔氏家族成员身上的直接体现，而将这种思想通过姓名加以实施，足见清河崔氏家族对这种家传思想的重视程度。崔邠兄弟、崔彦昭身居高位仍事母至孝，崔宏、崔亮、崔逞、崔从、崔群等人手握重权，却以俭约自居。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家传思想在家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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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支系家族可以同时拥有一种甚至多种家传文化，并通过家族成员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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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t7 D% w- T) T对于家传文化的研究，最重要、最直接的资料当首推家族的家传、家训及家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煊赫一时，而各大族家传、谱牒的修撰则是显示、保障并巩固其地位的重要手段。此外，在九品中正制实行的条件下，谱牒也成为选举入仕的重要标准。当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因此，众多世家大族都十分重视家传、谱牒的修撰。如当时的贾氏谱学、王氏谱学，都是以编纂家传、谱牒著名于世。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传、谱牒的盛行，使其成为编纂史书的重要资料来源。《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西晋时期人，《三国志注》的作者裴松之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刘宋时期人，那时各种世家大族的家传、谱牒相继问世，应该是他们写作的来源之一。北齐魏收所撰《魏书》中的“传”，本身就十分像家谱。魏收自己曾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流。”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中指出魏收所撰《魏书》“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陈直先生也认为：“《北魏书》……世系源源本本，毫不紊乱，必然是一部分根据史稿，一部分是根据家谱。”可见，《魏书》中大量人物的传记是根据当时流传的家传、谱牒而写成的。在此之后修撰的《北史》、《南史》也沿用了这种家传式的体例。

清河崔氏作为当时著名的世家大族，修撰家传、谱牒也应是必然的，在《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中收录了当时存在的二十几种家传，其中就有署名崔氏所撰的《崔氏五门家传》二卷。《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亦收有崔鸿所撰《崔氏世传》七卷。现已考定《崔氏五门家传》（或《崔氏传》、《崔氏家传》）即是崔鸿的《崔氏世传》。崔鸿是北魏时期的清河崔氏人，他在撰写《崔氏世传》时，理所当然要将北魏之前清河崔氏的事迹纳入其中。但是《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类书在引用《崔氏家传》时，仅限于博陵崔瑗和崔寔的部分事迹，使我们对《崔氏世传》的全貌不得而知。

既然无法找到清河崔氏在中古时期有确切记载的家传、家训或是家范，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翻检各种史料，去发现那些记载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的片断。本文研究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正史、笔记、文集、墓志、碑刻等，所涉及的清河崔氏成员，主要是以《新唐书》卷七十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所载清河崔氏六房为本，对于那些支系零星，人员、仕宦缺失严重的房支，由于缺乏研究的完整性，故不将其列入研究范围。本文在分析上述资料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探讨中古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的形式、功能及其传承、转变，揭示文化因素在世家大族发展中的地位。

1 X9 a$ s4 `' n( ]5 W4 Y" n, s$ [- r一、数代好学与学术传统

5 a" l) ?7 o0 p, S- o+ n/ P  Q在中古时代，深厚的文化功力往往是士人立足于社会进而从政的基础，对于世家大族来说，是保持文化地位、政治地位的得力工具。《颜氏家训》卷三《勉学》中指出了读书对于世家大族的重要性：“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这种思想应该是当时世家大族，特别是文化世族公认的信条，因此拥有一定的学术传统对于世家大族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一切与好学不辍的作风及长期的学术积累密切相关。

' c& g6 x1 s4 w: Z) k8 y$ X清河崔氏家族自形成之日起就有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好学的家风累世不替。曹魏崔琰在青年时代就曾就学于东汉著名的经学家郑玄门下，积累了深厚的经学根底，由此而开清河崔氏好学之风。

$ A/ _4 H" X3 R) O1 r在当时，士大夫家庭都十分重视其成员的童蒙教育。《颜氏家训》卷三《勉学》：“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续早教，勿失机也。”可见，童蒙教育在一个人的学习生涯中是非常重要的。清河崔氏成员世代良好的学风，与他们的幼年好学是分不开的。许多人都是从小就开始了学习生涯，而且才学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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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s) K. ]6 L1 R南北朝是清河崔氏发展的高峰期，而家族学风、学术传统的定型也在这一时期。在北朝，崔逞一支、崔潜一支及崔灵延一支在累世好学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

崔逞一支。崔逞“少好学，有文才”，崔逞六世孙崔愍“好学修立，少有令名”，崔冏“幼好学，泛览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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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潜一支。崔潜子崔宏“少有儁才，号曰冀州神童”，其弟崔徽“少有文才，与渤海高演俱知名”，崔宏子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崔浩弟崔简也以“好学”著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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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灵延一支。崔灵延孙崔劼“少而清虚寡欲，好学有家风”，崔鸿“少好读书，博综经史”，其子崔子元“幼聪敏，爱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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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清河崔氏的主要发展集中在北朝，但在南朝，清河崔氏自幼好学的家风依然保持不替。如崔祖思“少有志气，好读书史”。在他死后，“家无财，有书八千卷”。崔慰祖“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袠，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时任吏部侍郎的谢朓曾赞叹崔慰祖道：“假使班、马复生，无以过此。”这一方面说明崔慰祖已达到“硕学”的水平，而另一方面说明崔慰祖在传播文化方面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再如梁朝的崔灵恩“少笃学，从师遍通《五经》，尤精《三礼》、《三传》”，从而成为名躁一时的儒学大家。

* ~" M% l. l. K) u( G0 j9 d7 _南北清河崔氏自幼好学的学风，为家族学术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c/ O& I$ X5 U8 y" `北朝清河崔氏基本延续了汉代以来的学术传统，以儒家经学为主，而兼综其它学科。由于北朝清河崔氏数代保持好学的家风，因而其中不乏学识渊博的大家，知识面十分广博。崔浩便是十分突出的例子。《颜氏家训》卷三《勉学》：“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子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在《史记》的《正义》、《索隐》中引用崔浩的研究成果达59处之多，内容涉及文字、音韵、历代名器事物、官制、典章、地理、法律、礼仪规范等多个方面，可见他在当时各种学科领域都拥有极高的造诣。南朝清河崔氏的学术传统与北朝基本保持一致，仍然以儒家经学为主。而魏晋兴起继而在南方大获发展的玄学，对清河崔氏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因此，南北朝时期清河崔氏家学的主体学术传统是儒家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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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南北朝时期家学的层层积淀，进入隋唐后，清河崔氏的六大主要房支将这种好学风气继续发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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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崔氏崔彦穆年十五“入中书学，……伏膺儒业，为时辈所称”。崔善福“年十二，识者莫不奇之。既而耽思丘坟，遍窥图籍，扰衡于九流之府，游刃于重玄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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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州鄢陵房崔黄左“自羁贯成童，则好属词，尤善篇什。既冠而名显于诸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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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祖崔能“少励志苦学”。宣宗宰相崔慎由“始以习左氏春秋、尚书、论语、孝经、尔雅”。《旧唐书》卷七七《崔义玄传》称崔义玄“少爱章句之学，《五经》大义，先儒所疑及音韵不明者，兼采众家，皆为解释，傍引证据，各有条疏”。崔咸，“尤长于歌诗，或风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惬，必凄怆沾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有文集二十卷”。《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亦收录《崔咸集》二十卷。

4 m( o  q( R1 s; K清河大房崔虔一支，崔虔六世孙宣宗宰相崔龟从，《旧唐书》卷一七六《崔龟从传》称其“长于礼学，精历代沿革，问无不通”。

4 K& U/ J* V6 t* L6 z崔世济一支，崔世济父崔儦，《隋书》卷七六《文学·崔儦传》称其“每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数年之间，遂博览群言，多所通涉。”崔儦的这种行为虽然有一些恃才傲物，但毕竟说明他的文化功底是相当深厚的。崔儦六世孙崔千里“爰自幼学之后，博考经籍，不舍昼夜，年十六，以国子监明经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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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小房崔玄览一支，崔玄览子崔志道“妙年立节，卓尔不群，负笈从师，虽千里而无远；集萤志学，历三冬而有成”。崔志道玄孙崔稹“善史书，五言诗”。崔道郁一支，崔道郁曾孙崔陲“力行好学。……读《易》至篇绝，以精义闻”。

4 M6 R5 h1 P, i清河青州房崔景晊在除丧后，“外从礼训，内积忧慕。啜菽饮水，励志读书。诵无遗文，释无遁义，皆一览也”。其子崔圆“少孤贫，志尚闳博，好读兵书，有经济宇宙之心”，后为宰相。崔信明，“博闻强记，下笔成章”，“蹇傲自伐，常赋诗吟啸，自谓过于李百药”，其孙崔国辅“有文及诗，婉变清楚，深宜讽咏，乐府短章，古人有不能过也。”《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收有《崔国辅集》，《全唐诗》卷一一九有崔国辅诗一卷，共收40首。崔翰卒丧后，“通儒书。作五字句诗，敦行孝悌”。

此外，崔珪、崔尚、崔泰之、崔信明、崔邠、崔郾、崔珏、崔安潜、崔禹锡、崔翘等人在《全唐诗》中均有诗作收录。

可见，清河崔氏的好学传统到唐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在学术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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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清河崔氏家学的学术传统在延续经学主体地位的同时，在礼学、章句训诂、文学等方面亦表现得十分突出。可见，由于隋唐时期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文化氛围活跃，思想相对解放，清河崔氏的家学传统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转变，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的特点。特别是在文学方面，随着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逐渐成为入仕重要途径，清河崔氏家族的传统经学教育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当时，“朝廷所大者，莫过文柄；士林所重者，无先辞科”。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文学素质的培养成为家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种重文辞、轻经术教育方针指导下，清河崔氏大部分成员藉此入仕，一些人已在当时的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标志着家族主体学术传统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化。

清河崔氏好学家风历代传承，即使在战乱频仍的乱世之中，仍然不放弃学习的机会。如崔宏在后燕任职之时，“虽在兵乱，犹励志笃学”。崔逞“遭乱，孤贫，躬耕于野，而讲诵不废”。崔休在“公事军旅之隙，手不释卷”。崔愍任青州司马时，“贼围城二百日”却“读书不废”。宣宗宰相南祖崔氏崔慎由之父崔从在未入仕之前，“少孤贫。寓居太原，与仲兄能同隐山林，苦心力学。属岁兵荒，至于绝食，弟兄采榈拾橡实，饮水栖衡，而讲诵不辍，怡然终日，不出山岩，如是者十年”。可见，一种家风一旦形成，便形成一种凝聚力与持久力，不会因某种外部原因而轻易改变。

清河崔氏好学的家风，也进一步影响到家族成员的交往范围。与之交往的大都为文化士人，从而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士人文化圈。

南祖崔融，当时文学家杜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全唐诗》卷六二收有杜审言《送崔融》、《赠崔融二十韵》诗，卷六八收有崔融《留别杜审言并呈洛中旧游》诗，可见二人交往深厚。又《全唐诗》卷九七收有沈佺期《哭苏眉州崔司业（融）二公》，卷二七三收有戴叔伦《送崔融》，卷八四收有陈子昂《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可见崔融与这些人也有交往。许州鄢陵房崔泰之亦与诗人陈子昂为友。

0 H. B# k( E" I8 W清河小房崔群与裴垍、韦贯之、李绛、萧俯等人“皆布衣旧”，其后继为宰相。韦见素之孙韦顗“性嗜学，尤精阴阳、象纬、经略、风俗之书。善持论，有清誉”，身为宰相的崔群与之友善。此外，崔群还与当时的文学家韩愈、杜牧、刘禹锡等人相交甚厚。

清河青州房崔国辅与李白为故人，与孟浩然为友。《全唐诗》卷一六〇收有孟浩然《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少府国辅》、《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二首，尤其是第二首，更加抒发了二人的故友深情：“春堤杨柳发，忆与故人期。草木本无意，荣枯自有时。山阴定远近，江上日相思。不及兰亭会（一作事），空吟祓禊诗。”崔国辅坐王鉷近亲，贬为竟陵郡司马后，与《茶经》的作者陆羽同游三载，交情深厚。

郑州崔善福“才及志学，见称当世，与颍川陈子良、荥阳郑世翼为文章之友，十龙分体，收海内之名誉；二嘏齐称，动京洛之讴谣”。

这种士人文化圈的形成，有利于扩大世家大族与不同士人的交流层面，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其中，清河崔氏与士族高门、当权士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世家大族文化地位的提升，进而巩固其政治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河崔氏在强调男性家族成员文化水平的同时，对于女性成员的学业亦同等重视。由于她们从小就有好学的传统，所以清河崔氏的一些女性成员同样饱读诗书、才学过人。如崔元孙之女“历览书传，多所闻知”，对其子亲授《毛诗》、《曲礼》，后“学行修明，并为当世名士”。崔彦穆女“博涉书史，通晓治方”，年二十其夫郑诚去世，独自教养其子郑善果读书做人，当时传为美谈。郑州崔氏崔亮女崔霞亦“十岁通何论古诗，工为裁制之事”。世族女子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说明清河崔氏比较注重家族整体文化素养的培养，在男子享有受教育权利的同时，也给予女子同等的待遇，促进了家族总体文化地位的提升。家族女性嫁于别姓之后，便将自家的家学带到重新组合的家庭中，这有利于家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

9 ?% P& e# ?+ H% U+ G, z3 I% c二、形式多样的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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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崔氏的家学，在数代积累的深厚学术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多样的形式，在史学、书法、医药、天文历算方面尤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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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Z' Z) |6 L* n6 N6 t( [' w由于清河崔氏有着数代好学的传统，使之在修史方面颇有建树。崔逞在前燕任职之时，就曾补著作郎，撰《燕记》。进入北魏，清河崔氏的史学才能充分显示了出来。北魏在道武帝时曾令尚书郎邓渊著成《国记》十余卷，但体例未成。至太武帝时下诏撰录国书，崔浩及其弟崔览等人共参著作，著成《国书》30卷。但事后因其“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使崔浩招致族诛之祸。此后崔光、崔鸿又先后参与到北魏国史的修撰之中，崔鸿还与邢昕、温子升等人编修《起居注》。北齐时崔劼亦监修国史。

清河崔氏在史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崔鸿编著的《十六国春秋》，详细记载了五胡十六国的历史，保存了关于这些割据政权的珍贵资料。唐房玄龄等人修撰的《晋书》中的“载记”部分，内容就多采于前书。《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收有崔鸿《十六国春秋》一百二十卷。此书在北宋时已亡佚，《太平御览》中引用了480多条，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 G+ K$ f5 Y7 _' X南朝的史学家是崔慰祖。《南齐书》卷五二《文学·崔慰祖传》载崔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晋人物，为四十卷，半未成。临卒，与从弟纬书云：‘常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在厨簏，可检写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写数本，付护军诸从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刘洋、裴揆。”可见，崔慰祖曾著《海岱志》，遗憾的是尚未完成。据上载，该书当为纪传体史书。《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有齐前将军记室崔慰祖撰《海岱志》二十卷，《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有崔蔚祖（当为崔慰祖）《海岱志》十卷。崔慰祖临终嘱托将该书传与众人，可见这部史学著作的基本功用当为借鉴。崔慰祖还在生前进行过补注《史记》、《汉书》的工作，在史学方面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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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崔慎由、崔知温、崔昭纬在任宰相时都曾兼修国史。崔融亦兼修国史，崔安潜充史馆修撰，崔泰之任过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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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渐成熟，名家辈出。书法做为家学之一，在一些世家大族中传播开来。三国两晋时期，三国的钟繇以擅长楷书闻名，西晋以索靖、卫瓘的书法为大家。到了东晋南朝，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堪称传世精品。在这些家族成员的引领下，出现了如陆氏、卫氏、索氏和王、谢、郗、庾四大家等一批颇具盛名的书法世家。这种盛势在南北分裂后发生了变化。《颜氏家训》卷七《杂艺》：“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可知三国西晋后，南北方战乱频繁，书法艺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由于一些世家大族的累世家学，使得书法艺术在北魏并没有因此而中断。“清河崔氏书法在北方，与琅琊王氏书法在江左，俱居最高地位”，可见清河崔氏是北方的一个以书法闻名于时的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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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h, Z+ j8 I北朝崔悦一支是以书法作为累世家学的一个杰出代表。“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其中“卢”指范阳卢氏，“崔”就是清河崔氏。清河崔氏在北魏初以崔宏的书法著名于世，其祖崔悦师法索靖、卫瓘之体，传子崔潜，崔潜又传子崔宏，崔宏亦传至崔浩，祖孙四代“世不替业”。崔潜的墨宝，在其死后二百年，一些书法爱好者仍“宝其书迹，深藏秘之”，并成为时人摹拓的范本。崔宏“尤善草隶，为世摹楷，行押特尽精巧”，其子崔浩、崔简“少以善书知名”，崔浩的书法“体势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楷模”。许多人都曾就学于崔宏、崔浩父子，如黎广“尝从吏部尚书清河崔玄伯（玄伯为崔宏字）受字义，又从司徒崔浩学楷篆，自是家传其法”。郭祚也曾“习崔浩之书，尺牍文章见称于世”。

; Y" l& q$ [2 Y清河崔氏以其精湛的书法艺术，促进了当时的文化传播。遗憾的是他们的书法作品没有得以流传，故为世人所鲜知，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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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 @8 a9 x2 I3 M; s4 ]在南朝，崔慧景子崔偃具有较深的书法造诣，《南史》卷四五《崔慧景传》称崔偃“博涉书记，善虫篆”，但其影响力远远比不上北魏的崔悦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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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s$ M! Z# n. L6 o进入隋唐，清河崔氏的家传书法仍然世代沿袭，其中以大房的崔倬最为著名，崔倬一生所撰墓志较多，据现有的墓志资料统计，崔倬撰写并书写的墓志有6方之多。许多人亲自请他撰写墓志，可见崔倬的书法造诣之高。

在医学方面，《魏书》卷九一《术艺·崔彧传》称崔彧精通医术。其子崔景哲，“亦以医术知名”。崔景凤“涉学，以医术知名”位尚药典御。许州鄢陵房崔知悌对医术颇有研究，曾著《产图》一卷，《骨蒸病灸方》一卷，《崔氏纂要方》十卷，收录在《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

* J' I+ f, u: j7 U6 g在天文历算方面，崔善为是代表。《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崔善为传》：“善为好学，兼善天文算历，明达时务。”清河崔氏的家传文化形式多样、领域广博，在众多世家大族中呈现出独特鲜明的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维护巩固家族的文化地位有着积极意义。

三、家传文化中的佛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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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8 a( S/ c6 O" z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一个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既碰撞又融合，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古时期佛教兴盛，尤以南北朝隋唐时期为甚。除一些极力反对佛教的统治者外，历代统治者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佛教加以提倡和利用。在统治者的带领下，上至王公贵胄、世家大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加入了崇佛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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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崔氏虽然是以儒学为传统的世家大族，但由于中古时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一些家族成员逐渐接受佛教，信仰佛教，并将佛教融入了家传文化之中。

在北朝，北魏的崔光家族便是当时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崇佛家族，《魏书》卷六七《崔光传》称他“崇信佛法，礼拜读诵，老而逾甚，终日怡怡，未曾恚忿。曾于门下省昼坐读经，有鸽飞集膝前，遂入于怀，缘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赞咏者数十人。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即为二经义疏三十余卷”，可见其笃信佛法到了极点。其弟崔敬友亦“精心佛道，昼夜诵经”，从弟崔长文“还家专读佛经，不关世事”。

清河青州房崔僧渊入魏后，“高祖（孝文帝）闻其有文学，又问佛经，善谈论，敕以白衣赐褠帻，入听于永乐经武殿”，可见清河崔氏的佛教信仰还成为入仕的有效途径。崔僧渊先有妻房氏，后娶杜氏，抛弃前妻，与杜氏母子生活。僧渊死后，房氏所生子伯骥“虽往奔赴，不敢入家，哭沙门寺”，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他对佛教的信仰与寄托。崔模“每虽粪土之中，礼拜佛像”，他的崇佛已达到了忘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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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朝，南齐崔慧景一家也是佛教忠实的信徒，不仅父子信佛，“妻女亦颇知佛义”。崔慧景“性好谈议，兼解佛理”，即使在军情万分紧急之时，仍“顿法龘|轮寺，对客高谈”。其子崔觉在兵败临刑前，对其妹道：“舍逆旅，归其家，以为大乐；况得从先君游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锥之叹，以此言死，亦复何伤！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骥尾，安得施名于后世，慕古竹帛之事，近皆亡矣。”这一番言论足见其对佛理已有一定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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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M  E; V: O, y! Z) B进入隋唐之后，清河崔氏的佛教信仰在一些房支中依然世代延续。在唐代，世家大族崇佛已成为普遍现象。崔慎由、崔安潜兄弟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一位是宣宗朝支持大政的宰相，一位是唐末才能卓越的儒帅，都对佛教崇拜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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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崔慎由崇佛，以下三段史料值得注意。

0 I9 O$ j3 U4 P7 n0 m* {《唐阙史》卷上《崔相国请立太子》：“初诏以绣衣自洛朝觐，访别承国寺僧神照。照亦近岁名僧，无出其右者。谓曰：‘弟子忝官西上，师有何言赠别？’僧笑曰：‘大哉，临别之问！公避席以请。’”

《北梦琐言》卷四《崔允相腋文》：“唐崔相国慎猷（即慎由）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华经》僧为门徒。或有术士言相国面上气色有贵子，问其妊娠之所，在夫人洎媵妾间，皆无所见。相国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术士，曰：‘果在此也。’及载诞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缁郎。年七岁，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请见，乃掌其颊谓曰：‘既爱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荤血，即相国胤也。崔事，一说云是终南山僧，两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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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8 a& N! x, b! O* w3 X- W《太平广记》卷三八八《悟前生二》引《玉堂闲话》：“崔慎由，初以未有儿息，颇以为念。有僧常游崔氏之门者，崔因告之，且问其计。僧曰：‘请夫人盛饰而游长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诣之。彼若不顾，更之他所。若顾我厚，宜厚结之，俾感动其心，则其身后为公子矣。’如其言，初适三处，不顾。后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勤至，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绝。僧乃曰：‘身老矣，自度无所报公，愿以后身为公之子。’不数年，僧卒，而四八生焉。或云，手文有‘纲僧’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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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慎由欲知吉凶，求教名僧。为宰相后，盼子降生，亦求之僧侣。其子崔胤所生也传说为是僧人转世，故取小字曰“缁郎”，以求同于佛法。以上记载或有离奇之处，但毕竟说明崔慎由崇佛的程度很深。

; ]8 r/ E6 A% O8 P7 G+ X至于崔安潜，《云溪友议》卷下《金仙指》：“且达人崇佛奉僧，近亦众矣。若……崔仆射安潜，皆严饰道场，躬自焚香执钱，老而无倦焉。”《北梦琐言》卷三《崔侍中省刑狱》：“唐崔侍中安潜，崇奉释氏，鲜茹荤血；唯于刑辟，常自躬亲，虽僧人犯罪，未尝屈法。于厅事前虑囚，必温颜恤恻，以尽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语，赐以酒食，而付于法。镇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诸司，以面及蒟蒻之类染作颜色，用象豚肩、羊臑、脍炙之属，皆逼真也。时人比之于梁武。”崔安潜将佛教的教义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并将其运用到政治实践、生活方式中。

当时世家大族成员崇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便是舍身出家。《太平广记》卷三七九《再生五》引《广异记》载清河大房崔明达“幼于西京太平寺出家，师事利涉法师。通《涅盘经》，为桑门之魁柄”。清河崔氏女子的崇佛更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如清河大房崔涣“长女从桑门为尼，法名玄法”。清河青州房崔惟明女“通大乘，顿悟门。挹沆瀣，饵花香”。崔群女“归诚慈氏，托志空门，将终加号曰上乘，庶幽明之有凭，其护佑也”。崔恪长女崔上真“常绝荤辛，持般若经，诵陁罗尼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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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的崇佛，说明佛教已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之中。佛教融入家传文化之中，一方面，佛教中的一些教义，如劝善，不仅有利于家族成员道德意识的培养，而且还能将其运用到实践之中，是家传文化有益的补充；但另一方面，如果无限度地崇拜，达到“不关世事”的程度，是不利于家族地位的维护与巩固的。清河崔氏的崇佛仅仅是个别家族成员的行为，并不代表清河崔氏整个家族都加入了重佛的行列，不是每一个成员都认可这种信仰，如崔浩妻郭氏亦崇佛，崔浩对此颇不以为然，一次他竟将其妻时时诵读的佛经“取
而焚之，捐灰于厕中”。这一事例说明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和清河崔氏的主体儒学传统发生了冲突，而家族的主干文化在极力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个别成员的崇佛行为，对家族的主体文化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仅仅是个别家族成员调试心态、信仰多样化的一种表现。

四、家传思想中的孝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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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是中国封建伦理思想的核心，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孝悌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儒家传统浓厚的世家大族中，孝悌观念的培养与实践是家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河崔氏成员历来就有非常强烈的孝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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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清河崔氏中都出现过大孝子。

7 V9 \6 x/ _& e2 R1 D3 S在北朝，崔宏父子以孝行传家。北魏道武帝一次在回京的路上，“亲登山岭，抚慰新民，适遇玄伯扶老母登岭”，崔宏的孝行使其备受感动。其子崔浩亦是一个孝子，《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称“初，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留血，岁余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终，居丧尽礼，时人称之”。堪称孝子的还有崔子约，史载他“五岁丧父，不肯食肉。后丧母，居丧哀毁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风吹即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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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7 l9 V; u5 [在南朝，《南齐书》卷五二《文学·崔慰祖传》称崔慰祖“父丧不食盐”，其母实在不忍心，对他说：“汝既无兄弟，又未有子胤。毁不灭性，政当不进肴羞耳，如何绝盐！吾今亦不食矣。”崔慰祖不得已而从之。崔怀顺被列入《南齐书·孝义传》，可见他孝行可嘉。
" R" r, Z$ I9 N6 c5 x& z2 j: Q在儒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唐代，“贞元、元和以来，士林家礼法严整，……一旦子称不孝，簪组叹之”，孝的观念在世家大族家传思想中的地位愈加突出。在唐人墓志中，经常出现诸如父母过世后，子女“至性过人”，“哀毁过礼”，“外绝饘溢，内殷创巨”等词语，可见时人对孝的观念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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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崔氏至孝的代表是玄宗开元年间的崔希乔。《太平御览》卷四一一《人事部五二·孝感》所引《御史台记》记载了他的孝行。

8 C# ^) S6 |; Z8 e% G“崔希乔，清河人也。以孝悌称，解褐临清尉。丁母忧，哀毁殆至灭性。服阕，补郑县尉。清介公方，闻乎京邑。转郑县丞，所居堂芝草生焉，一暝而葩，盖盈尺矣。州以状申，岁余，迁监察，出授并州兵曹，转冯翊令。人吏畏爱，风化大行，贫弱之辈，荷其仁恕。时有云如盖当其厅事，斯须五色杂彩，周于县郭，道俗仰望久之。以状闻，敕编诸国史。寻迁司勋员外。其并州厅前有丛苇，小鸟来巢，如鹪鹩矣，孕卵才数日，壳毁而见，已逾于母矣。枝且不胜，坠于地，月余五色成文，如鹅，驯扰闲暇，无复惊惧。洎能飞翔，时归旧所，人到于今称为“兵曹鸟”。所居丧管城，每一哭，群鸟毕集，至于万数，墙宇皆遍，至有树条折者，周于原野，村邻嗟称之。每所居，其巢燕敷乳必返哺逾旬，后分飞矣。此孝义感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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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引，崔希乔从小小的县尉、县丞升为监察御史、司勋员外郎，官位基本上是持续上升。崔希乔的豁达仕途一方面与他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他那“以孝悌称”的做人准则。“丁母忧，哀毁殆至灭性”，足见他的一片孝子之心。《御史台记》中记载的由于他的孝道所产生的种种怪异现象，虽然近乎荒诞，不可尽信，但毕竟说明崔希乔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孝子，使得“村邻嗟称之”。《孝经》有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由于他做人以孝为本，由以孝事亲，进而以孝事君，以孝治民。作官之时，“清介公方”，使得“风化大行，贫弱之辈，荷其仁恕”。把自己的孝道发挥得淋漓尽致，获得了极好的政声。正是在“孝悌为本”思想的指导下，他的良好业绩使得“州以状申，岁余，迁监察”，甚至于“以状闻，敕编诸国史”。可见，孝的观念在政治实践中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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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支配人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郑州崔氏崔玄籍父子在孝行方面也有突出表现。崔玄籍“总章元年，丁内忧，痛婴创巨，性几毁灭，虽日月之云既，在笙歌而不成”。其子崔歆“期岁丧母，便悲伤思慕，见于颜色。……十三丧继亲，七日不内勺饮，期年不尝盐酪，情礼之极，有逾成人。……清河府君以诬受尘谤，迁任岭表，君不忍远离，将随障外。属蕲春路险，兰溪水急，时雨新晴，奔流大至，府君人马漂溺，正当其冲。左右惊惶，莫知为计。君孝情愤发，自投洪波，攀援扶持，竭力尽命。府君赖以取济，而君遂不免焉。父存于子，子死于父，存亡之际，教义同伤。春秋廿有五。”崔歆以小小年纪于洪水中救父而死，这种行为着实令人感动。说明此时的孝悌观念指导着家族成员的行动，在一些家族成员思想中已发展到能够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步。

5 I# D( d" w- A0 ?4 d; X) }清河大房崔千里“居忧，三年水浆不入于口，哀情可知。大历初，又居太夫人陇西县君李氏忧，哀毁过礼，殆欲灭性”。崔泳“事亲也，以无间言，无违志，无失色，无过行”。清河青州房崔景晊，“孩抱太夫人终，童幼武功府君逝。根于至性，毁过乎哀。乡党怜之，皆曰纯孝。”

: U$ N2 g8 }9 h* M' p; ~清河崔氏中一些支系在某一时期相当显赫，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但敦行孝道仍是家族成员立身行事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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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一六三《赞曰》：“穆、崔、柳代为孝友闻家，君子只泽远哉！”其中的“崔”便指清河小房崔陲（倕）一支。《唐语林》卷一《德行》称其“缌麻亲三世同爨。贞元以来，言家法者以倕为首。倕生六子，一为宰相，五为要官。……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叹曰：‘崔郸家门孝友，可为士族之法矣。’郸尝构小斋于别寝，御书赐额曰‘德星堂’。”这种“三世同爨”的家庭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父母兄弟同居一宅，足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处得是多么融洽。刘禹锡《崔公神道碑》称崔陲“于子道以孝闻，处伯仲间以友闻”，这种家传思想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其子在当时以孝敬母亲著称。《旧唐书》卷一五五《崔邠传》：“兄弟同时奉朝请者四人，颇以孝敬怡睦闻。后改太常卿，知吏部尚书铨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阅《四部乐》于署，观者纵焉。邠自私第去帽亲导母舆，公卿逢者回骑避之，衢路以为荣。”刘禹锡《崔公神道碑》：“夫人陇西李氏，……长子邠时为词臣，草册书，以文当进阶，遂上疏乞移荣于亲。优诏允之，特封清河郡太君。士林耸慕，皆自痛其不及。邠为太常，酆为大农，咸白发贵绶，以奉膳羞。诸季各以簪裾，给事左右，愉愉然先意无达。言世荣者，举无与比。以子贵累封赠至凉国太夫人。”可见这种孝行已纳入了政治范畴。

1 y; D# v: q' w: V7 r清河小房僖宗宰相崔彦昭事母至孝，《旧唐书》卷一七八《崔彦昭传》：“彦昭事母至孝，虽位居宰辅，退朝侍膳，与家人杂处，承奉左右，未尝高言。岁时庆贺，公卿拜席，时人荣之。”南唐尉迟偓所撰《中朝故事》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咸通中，辅相崔彦昭，兵部侍郎王凝乃外表兄弟也。凝大中元年进士及第，来年彦昭犹下第，因访凝。凝衩衣见之，崔甚恚。凝又戏之曰：‘君却好应明经举也。’彦昭忿怒而出，三年乃登第。懿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盐铁，即秉钧轴。一旦凝拜是官，决意入相。彦昭陷之。后数月之间，盐铁中有隳坏，凝罢职。朝廷以彦昭为之，半载而入相。彦昭母乃命多制鞋履，谓侍婢曰：‘王氏妹必与王侍郎同窜逐，吾要伴小妹同行也。’彦昭闻之，泣拜其母，谢曰：‘必无此事。’王凝竟免其责也。”可见，清河崔氏即使身为宰相，一身荣耀，也要把行孝道奉为处世的重要原则。

处于显赫时期的世家大族的孝母行为，一方面是家族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通过将这种行为纳入政治范畴，有利于维护并提升家族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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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5 c6 `7 J在悌的方面，清河崔氏兄弟友爱的事例也很多。北魏崔光韶与崔光伯是一对双胞胎，“操业相俟，特相友爱”。唐清河大房崔隐甫是玄宗时期的御史大夫。当时“孙佺败绩于奚，擢隐甫并州司马护边，会兄逸甫疾甚，未及行，诏责逗留，下除河南令。”崔隐甫为了照顾生病的哥哥，错过了升任的机会，这种兄弟之情相当伟大。清河小房崔稹，“其年失仲弟，哀逾于礼，遂婴疾不起”。可见，孝悌观念在家传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家族来说，孝悌观念对家族成员的行为具有制约性，是维系家族成员之间正常关系的精神纽带；对于国家社会来说，孝悌观念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观念由维系家庭关系，发展到家族关系，进而上升到整个社会关系的维系，这就是封建社会从统治者到平民均重视孝悌的关键所在.

清河崔氏以文化起家，还可以崔群父子为例。崔群年十九登进士第，又制策登科，当时，欧阳詹“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柳宗元在《送崔群序》中说“崔君以文学登于仪朝”，《旧唐书》卷一五九《崔群传》史臣曰：“卫次公、郑絪、韦处厚、崔群、路随等，皆以文学饰身，致位崇极。”崔群“子充，亦以文学进，历三署，终东都留守”。这些记载都说明崔群父子两代均以家传文化作为入仕的重要工具，显示了文化底蕴对于家族发展的重要性。

文化用于入仕，除科举一途外，还有直接入仕。如清河小房崔倕“至德初，献赋行在，肃宗异其文，位吏部侍郎”，便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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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传文化的政治功用除体现在入仕方面以外，还在入仕后转化成家族成员从政的有力工具。在家族发展历程中，清河崔氏将自身的文化学识成功运用到南北朝隋唐政治实践中，在历代政治运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北齐崔▲，“博览群书，兼有词藻，自中兴立后，迄于武帝，诏诰表檄多▲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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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崔灵恩，《梁书》卷四八、《南史》卷七一有《儒林·崔灵恩传》。崔灵恩为当时硕儒，由北魏入梁。试观崔灵恩的仕宦经历：“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高祖以其儒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出为长沙内史，还除国子博士，……出为明威将军、桂州刺史，卒官。”可见崔灵恩无论在南在北，都是因其丰厚的学识而得以参与政权。国子博士一职使其深厚的儒学功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经常“聚众讲授，听者常数百人”，而且有自己对事物的独到见解。崔灵恩一生著述颇丰，可以说，家传文化底蕴为崔灵恩从政并将所学运用到国家事物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o# |% H3 Q, k7 G5 T- H唐代清河小房崔郾，在敬宗时为翰林侍讲学士，中书舍人，“退与同列高重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凡十卷，名曰《诸经纂要》，冀人主易于省览。上嘉之，赐锦彩二百匹、银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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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大房崔龟从，宣宗时任太常博士，“长于礼学，精历代沿革，问无不通”，宣宗大中五年七月，崔龟从监修的《续唐历》撰成。任宰相期间，还曾就礼仪问题提出见解。如《唐会要》卷一九《百官家庙》：奏许百官于京内置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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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 f0 a. O5 i: j南祖崔义玄“少爱章句之学，《五经》大义，先儒所疑及音韵不明者，兼采众家，皆为解释，傍引证据，各有条疏。至是，高宗令义玄讨论《五经》正义，与诸博士等详定是非，事竟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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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 o+ L/ d3 X, `将自身所学运用到政治实践中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南祖崔融。崔融是武后时的政治家、文学家。《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制科举》载崔融于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应制举，科目为词殚文律科。从崔融所应之科，便可知其文学素养颇深。崔融以丰厚的学识入仕，中宗为太子时，崔融便任太子侍读，“兼侍属文，东朝表疏，多成其手”。圣历年间，武后幸嵩山，被崔融所撰《启母庙碑》深深吸引，备加赞美。封禅结束后，即命崔融撰写朝觐碑文。武后时，他曾任著作佐郎、兼右史，两度任凤阁舍人，并知制诰，兼修国史。可见崔融的仕宦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学底蕴。

史称“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朝廷所须《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及诸大手笔，并手敕付融。撰哀册文，用思精苦，遂发病卒”。崔融一生以文为伴，这篇《则天哀册文》则成了他的临终之作，其文章之华美，“时人以为三二百年来无此文”。武则天曾访求王羲之书法，王方庆进其祖辈书法十卷。则天令崔融“为《窦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崔融留下文集六十卷，诗一卷。《全唐诗》卷六八共收十七首。是《则天皇后实录》的编纂者之一，还著有《宝图赞》一卷，并且将李峤、张说等人的诗集成《珠英学士集》五卷。《唐会要》卷七七《诸使上·巡察按察巡抚等使》：“天授二年，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阁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十卷，行于世。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诗尤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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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不足的是，崔融为保官位，以其卓越的文才，谄事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清河崔氏的历史上写上了不光彩的一页。当时“张易之兄弟颇招集文学之士，融与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麟台少监王绍宗等俱以文才降节事之”。《后村诗话》续集卷三：“张易之、昌宗兄弟目不识字，手不解书，谢表及和御制皆谄附者为之。所进《三教珠英》，乃崔融、张说辈之作，而易之窃名为首。”《朝野佥载》卷五：“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庙，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崔融所吟之诗为：“昔遇浮丘伯，今同丁威令。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献媚到了极点。二张被诛后，崔融立刻被贬官。《旧唐书》本传赞评论崔融曰：“文虽堪尚，义无可则。”真是非常恰当。崔融的文化仕途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崔融一支的家传文化世代不替。其子崔禹锡、崔翘“开元中，相次为中书舍人”负责诏书的起草工作，孙崔巨“右补阙，亦有文”。家传文化的政治功用在崔融子孙三代中显得十分突出.

( X- e1 ~7 N8 w3 j4 w& L六、结语

4 O: ]" O$ v# z# e在分析了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的内容、形式、发展及变化之后，可以总结出世家大族家传文化的三个特征，即传承性、变异性和社会性。

传承性是家传文化的首要特征，也是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累世的传承，也就称不上是家传文化。但在传承之中也有变异，这种变异包括两种，一是家传文化主体的转变，比如唐代清河崔氏家族主体学术传统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化；二是个别家庭成员对主体文化的偏离，如崔辑一支，崔道固“便弓马，好武事”、崔伯凤“少便弓马，壮勇有膂力”、崔祖螭“粗武有气力”，这些人均好武，与清河崔氏做为儒家文化大族的传统相悖。家传文化虽然发生了这些变异，但是这种变异性与传承性并不矛盾。因为变异是在传承中的变异，在文化主体变异后仍然继续保持着文化的传承，个别成员的文化偏离也无法从整体上改变主体文化的传承。家传文化的传承性与变异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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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谈谈家传文化的社会性。严格讲，家传文化是属于私学的范畴，但在中古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在世家大族特殊的家庭环境下，家传文化已超越了私学的界限，带有一定的社会性。比如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虽然政治联姻是当时世家大族婚姻的支柱，婚姻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越了婚姻作为“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含义。但是在不经意中，却使得不同的家传文化通过婚姻这种形式传播开来，家传文化逐步社会化。又如清河崔氏的交际圈，好学的家风影响到家族成员的交往范围，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士人文化圈。在这种文化交往中，家传文化进一步在士人之间传播，而且随着文化交往的扩大，家传文化的社会性会随之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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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大族的家传文化对私学界限的超越还表现在，家传文化不能独立发展，它的发展是依赖于一定的外部条件的。一方面是家传文化的存在受外部条件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而清河崔氏的家传文化之所以能够延及数代，与当时的门阀制度分不开。世家大族大约在东汉中后期逐渐形成，到了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曹魏初九品中正制以及西晋占田、荫客等法令的实施，从制度上为世家大族政治、经济地位的巩固提供了保障。门阀制度为清河崔氏子孙得以延续数代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门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隋唐建立后，门阀制度遭到破坏，而清河崔氏依然能够保持文化相传数代，主要原因应该是生存环境的相对稳定。隋唐一统天下的局面，其间虽不乏内乱外扰，但从整体上讲，为清河崔氏的生存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所以虽然失去了门阀制度的庇护，清河崔氏的家传文化却能够继续相传，世代不替。另一方面是家传文化的内容受外部社会政治环境影响。如北朝隋唐崇佛，清河崔氏的家传文化中就会产生一定的佛教因素。唐朝科举取士的发达，促使清河崔氏家族主体学术传统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化。这些外部条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家传文化形式和内容的变动。

% c! }8 Q4 P5 _1 Y3 C3 f- h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的发展轨迹，可以视作当时北方世家大族的一个典范。作为一个世家大族，它不仅应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煊赫的政治地位，同时还应包涵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文化地位。“在汉朝崇尚儒术之后，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皆以学术（尤其是儒术）为高，士族拥有知识，受整个社会的敬仰”。可见，文化地位对于世家大族社会地位乃至政治地位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文化地位是通过家传文化表现出来的。家传文化是一个家族的灵魂所在，它不仅可以影响家族成员的思想意识与思维方式，指导他们的行为模式，而且还有助于加强整个家族的凝聚力。家传文化的盛衰对于世家大族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世家大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地位，进而影响其政治地位。而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延续并获得进一步发展，也得益于世家大族家传文化的累世传承。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的子孙们在漫长的家族发展历程中，作为独特家传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在保持一定经济、政治地位的同时，又以鲜明的文化特征立足于社会，成为文化世家大族的杰出代表。

崔兴威

在北朝，崔宏父子以孝行传家。北魏道武帝一次在回京的路上，“亲登山岭，抚慰新民，适遇玄伯扶老母登岭”，崔宏的孝行使其备受感动。其子崔浩亦是一个孝子，《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称“初，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留血，岁余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终，居丧尽礼，时人称之”。堪称孝子的还有崔子约，史载他“五岁丧父，不肯食肉。后丧母，居丧哀毁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风吹即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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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科举取士的发达，促使清河崔氏家族主体学术传统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化。这些外部条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家传文化形式和内容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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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融的仕宦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学底蕴。

贾汪崔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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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崔氏在春秋时乃齐国公卿之一，至西汉时居住在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县），东汉以后成为山东望族，其中崔琰曾投曹操门下。南北朝时讲究士族门第，在北方后魏把崔氏被列为一等大姓王崔卢李郑。至唐代开国有五姓七家之说崔氏仍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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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陵崔氏与清河崔氏同祖，也为隋唐著名士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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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庙，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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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杼破家，崔明逃鲁

”

，崔氏宗族繁衍史上的第一次家庭变故，史书多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