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融

崔洪辉河南 · 发表于 2013-7-17 17:29:51

崔道融考

内容摘要：崔道融，乃荆州人也。生年约在唐武宗到唐宣宗年间，卒年在天佑四年（九0七）。其人祖籍应在博陵，为宰相崔昂之后代。崔道融交游，明确记载的友人有司空图、广利大师、柳韬及黄滔等人。对于崔道融之诗歌集，有《东浮集》十卷，《申唐集》三卷，其人诗歌约共有五百多首，但是，流传下来的却只有八十多首，载于《全唐诗》。对于崔道融诗歌的评价，《唐才子传》认为其人诗“工绝句，语意妙甚”。崔道融的诗歌重在意味，其语言相当简单，其诗歌的整体结构亦脱不出唐诗之大范围。然其诗歌重在意韵，所谓言简而意赅，指的就是其人其诗。而所谓“工绝句，语意妙甚”，多指其语中之意甚妙。

唐宋诗歌之区别，缪钺《诗词散论•宋诗》中曾有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然而在唐代，却有崔道融者，观乎其诗之风貌，少有韵辞之美也。《唐才子传》谓之“工绝句，语意甚妙”者，实则谓之雅淡语中含意韵。故若论崔道融其诗者，莫不是得其意而忘其言，然观乎唐宋诗歌之区别。崔道融其诗有异于唐诗韵辞之美而贵其意，何也？

一、崔道融之生平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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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道融，为荆州人也。自号“东瓯散人”。崔道融其人于新旧《唐书》中,并无传记流传于今。而记其传记者，乃清朝之吴任臣所编写的《十国春秋》。其第九十五卷闽六云：“崔道融，荆州人”之记载，本传及《全唐诗》第七百一十四小传有传其人，皆云崔道融乃荆州人。又，李调元《全五代诗》第八十六卷中记载，崔道融为荆州人也。

   陈振孙之《直斋书录解题》第十九卷诗集类上《崔道融集》则道：“唐荆南崔道融撰，自称‘东瓯散人’。”其中，荆南乃唐方镇名，据《唐方镇年表》记载：“荆南，为后汉中山国，后魏置安州，寻改为定州。隋改为博陵，又复为高阳郡。武德四年，平窦建德，复置定州”等记载。然，据《唐黄御史公集》中记载，黄御史黄滔曾作《祭崔补阙》一文悼念崔道融。其中有言语述道：“故右补阙博陵崔府君。”及《丈六金身碑》记载道：“右补阙博陵崔徵君道融”。且，《新唐书》第七十二卷下《宰相世系表》二下博陵安平崔氏，亦记载着崔道融之名。若以此为据，崔道融乃是博陵人。然，《晋书》第十四卷《地理志》中所记载的，博陵，是汉朝延熹元年（158年）分中山，置博陵郡，而到了隋朝时候，博陵又改为高阳郡。至武德四年，又改为定州。以上可参考《全唐书》第三十九卷《地理志》河北道定州上。而事实上，博陵乃崔姓郡望，为崔氏的起源地。黄滔所云崔道融为博陵人，我认为，其乃指其郡望罢了。

   就崔道融所留下的诗歌中，有《夜泊九江》一诗，其道：“夜泊江阴外，欢声月里（一作下待考）楼。明朝归去路，犹隔洞庭秋。”何为“犹隔洞庭秋”者？皆为自九江至荆州间有洞庭湖，故诗人有此一说。故此，无论是从历代书籍考据，还是从诗人的诗歌中，都可以看出崔道融为荆州人。

   《唐才子传》谓崔道融自号“东瓯散人”，乃是崔道融于永嘉寓居过一时，据《旧唐书》第四十卷《地理志》三江南东南道温州永嘉县里面记载道：“后汉分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隋改为永嘉。”故自号为“东瓯散人”亦有其道理所在。

   考崔道融之生卒年，其人生年不详，然大致能推算出在何年间前后。且先论崔道融的卒年。根据《十国春秋》记载：“道融素与黄滔善，其卒也，滔为文祭之”，“避地来闽依太祖，未几，病卒”等言语。据黄滔的《丈六金身碑》记载，崔道融在天佑四年初，已南依闽王王审知，尊为上客。同时再观黄滔的《祭崔补阙》，其指出，崔道融在受徵召为右补阙，但没有赴任便已经死亡。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呜呼，闽中三月，烟光秀绝，脂辖赴阙，鲲凤嘈?。其犹南浦魂断……”，等记载。根据这段话可以推测出崔道融的灵柩北返的时间应该是在春三月，那么他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二月到三月之间。同时《丈六金身碑》中记载，闽王王审知天佑四年（九0七）正月十八日设二十万人斋，号称无遮会。以落成长六金身铜佛像。其会宾客有“右补阙崔徵君道融”等云。此时，崔道融受徵召为右补阙。故此，崔道融应该是在天佑四年死亡的。正好与《十国春秋》中所记载的一致。

   而推测崔道融的生年，因无确定的史料记载，故难以推测出其具体的年限。可参考柳韬其人其事。据《登科记考》记载，柳韬为懿宗五年（864）进士，于乾符六年（879）任浙东柳大夫。若推测其进士时间为25岁左右，那么，崔道融相交于柳韬，柳韬应该为四十左右，又因为在崔道融给柳韬的诗《献浙东柳大夫》中，是以平辈的身份和柳韬交往的，所以，在这时候，崔道融也应该是四十岁左右。又因为崔道融死于天佑四年（907），故此，崔道融的寿命约为六十岁上下，就此，崔道融的生年可能是在唐武宗到唐宣宗年间。

   根据《新唐书》第七十二卷下的《宰相世系表》二记载道：“道融，右补阙”。查看此书，可发现崔道融的高祖为崔昂，崔昂为唐初崔仁师之父。崔道融之父为崔表，官至岭南节度副使、殿中侍御史。崔道融为崔氏博陵安平房第七房子嗣。在《宰相世系表》中记载，崔道融共有两个儿子，长子隋，司动郎中。孙子为筠，苏州司功参军。次子晋，秘书省正字。但没有子嗣传下来。至于崔道融的夫人，在《宰相世系表》无记载。因为历代以来，族谱记载的都是男子的名字。同样在其他的资料中都没有记载。

   崔道融的交际圈，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可以推测出一二。例如在《唐才子传》中记载，崔道融与司空图为诗友。但查看崔道融现存的诗歌并没有发现他与司空图交往的踪迹。记其与司空图交往的，为司空图之诗集。据《全唐诗》卷六三二司空图集，其中一首题为《寄永嘉崔道融》的诗，其诗歌写到：

   “旅寓虽难定，乘闲是胜游。碧云萧寺霁，红树谢村秋。戍鼓和潮暗，船灯照岛幽。诗家多滞此，风景似相留。”

   姑且不论此诗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崔道融跟司空图确实有过交往。但是若说崔道融和司空图交往的时间，或许我们可以在《寄永嘉崔道融》这诗细细体味下。因为崔道融寓居的地方是永嘉，所以，诗中所言：“旅寓虽难定”，崔道融和司空图的交往时间最适合的应该他旅居永嘉时。当然，也不包括两个人在以前就有交往的可能。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崔道融的诗歌由于种种原因而流轶很多，根据《唐才子传》记载，崔道融的《申唐集》共有诗五百多首，或许在其流散的诗歌中可以找到他写给司空图的诗。对于此，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资料的考据。

   与崔道融有过交往的还有广利大师，《全唐诗》崔道融卷中有《山居卧疾，广利大师见访》一诗，其诗写到：

“桐谷孙枝已上弦，野人犹卧白云边。九天飞锡应相诮，三到行朝二十年。”

   根据《高僧传》记载，确实有广利大师其人。《高僧传》云：“释光，俗姓吴，字登封，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号广利大师”。《高僧传》说广利大师：“长于草、隶。”又说：“闻陆希声谪宦于豫章，往谒之，授五指拨镫诀。书体遒健，转腕回笔，非常人所知。昭宗诏对御榻前书，赐紫方袍。”可见崔道融的交游圈不仅仅有文人骚客，更有僧侣。

   崔道融还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方干有交往，同样是从其留下的诗文中，有《镜湖雪霁贻方干》其诗云：“天外晓岚和雪望，月中归棹带冰行。相逢半醉吟诗苦，应抵寒猿枭树声”。

   镜湖在浙江的会稽，在当时，方干也正好寓居在浙江，应该说崔道融和方干的交往相对而言是比较密切的。

   崔道融同时和浙东观察使柳韬有过交往，同样，有诗为证，在《全唐诗》崔道融卷中有这么一首诗，题目就是《献浙东柳大夫》，其诗道：“属城甘雨几经春，圣主全分付越人。俗眼不知青琐贵，江头争看碧油新”。

   姑且不论其诗题目中柳大夫为谁，《新唐书》列传一百四十七记载，南蛮战败，“乾符四年，遣陀西段羌宝诣邕州节度使辛谠请修好，诏使者答报。未几，寇西川，骈奏请与和亲，右谏议大夫柳韬、吏部侍郎崔澹丑其事，上言：‘蛮畔逆，乃因浮屠诱致，入议和亲，垂笑后世。骈职上将，谋乘谬，不可从’。遂寝。蛮使者再入朝议和亲，而骈徙荆南，持前请不置。宰相郑畋、庐携争不决，皆赐罢。”这里讲的南蛮也就是南越之地。在此，柳韬任右谏议大夫。后来，根据《唐方镇年表》第五卷《嘉泰会稽志•题名记》柳韬在乾符六年（879）十一月九日给事中除左善骑常侍为浙东观察使。再看看诗歌的内容，诗歌里面说“圣主全分付越人”指的是柳滔来越地付越人，虽然没有说什么具体的事情，但是，诗歌中的柳大夫来越地确是很明确的。因此，根据上述的一系列资料记载与推测。诗歌中的柳大夫应该是柳韬。

   崔道融的游历相对而言，所经历的地方是比较广的，早年遍游今陕西、湖北、河南、江西、福建等地。而到了晚年，则寓居于永嘉。

   至于他什么时候来永嘉的，根据《唐方镇年表》第五卷《嘉泰会嵇志•题名记》柳韬在乾符六年（879）十一月九日给事中除左善骑常侍为浙东观察使。因崔道融和柳韬有交往，所以，崔道融最迟应该是在乾符六年（879）左右来到永嘉的。来到永嘉之后，便一直寓居在永嘉。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歌中的一系列农事描写、景物描写可以看出。（下文有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描述，在这里便不再举例子）。在崔道融寓居永嘉时，为闽王王审知所重，在黄滔《丈六金身碑》中记载，闽王王审知天佑四年（九0七）正月十八日设二十万人斋，号称无遮会。以落成长六金身铜佛像。其会宾客有“右补阙崔徵君道融”。但在最后，在受闽王王审知的徵召。应之，但是还没有去赴任，便死于途中。

         二，崔道融的诗歌

      诗家于崔道融诗之评语，《唐才子传》曾记载其人诗乃“工绝句，语意妙甚”。同时列举《铜雀妓》：“歌咽新翻曲，香销旧赐衣。陵园风雨暗，不见六龙归”。《春闺》云：“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满泥。佳人持锦字，无雁寄征西”。《寄人》云：“澹澹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等诗。评价道：谁谓晚唐间忽有此作，“使古人复生，亦不多让，可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矣。人悉推服其风情雅度，犹恨出处未能梗概之也”。此处谓崔道融诗之风情雅度，正若是“气达而格正，声华亦琅琅烨烨”。事实上，若就诗歌的形式上而言，其人之诗非乃雕镂龙纹，极尽刻画。再者，若唐诗强论形式之变，割情理于泛泛，则其人多为君山、公翰之徒，徒有其表。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岂是些许文字组合之游戏，而乃是“作者之谓圣”也。诗乃言志，郑伯入陈之功、文质彬彬之意，多言体与质之妙。而崔道融之诗，则胜在商周之质朴，而非唐虞文章之风采。

   崔道融之诗，简而言之，可分四大类：

   其一乃历代诗人诗歌内容中常见之咏史、咏怀诗，在《全唐诗》崔道融卷将近80首诗歌中，此一类型占了绝大多数。

   历代诗人咏史之作，或以摹“《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明史或人，而暗喻情怀。或是因“幽、厉昏而《板》、《荡》怒”，敢怒难言。托物言志，就史论今。就这一点，是公认的。崔道融亦不例外。有诗为证：

西施滩

宰噽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音。

   所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假物表志，刻理于诗，多也。然此诗，却非同于一般吊古伤今登临之作，而乃之于“红颜祸水”传统历史观念之重新解构。其无书生之狂狷，亦非嬉皮之嘲弄。因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条件，强迫于个体之认知与体味都将受到制约和历史道德之被动认可。而崔道融的这首《西施滩》，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反思与解构。为西施翻案，并无脱出诗家所言之感物言志，其特性在于，“红颜祸水”为社会之普遍认可，合理且合法，给予以宗教式的反对。佛家之彼岸，只能在溪水的哭泣中得到解脱与认可。其认为吴国的灭亡并不是西施的原因，而在于宰噽贪财所导致。固然观点有其局限性，但作为历史性的评价，却是公正的。其为西施平反，“红颜祸水”的反方向认可与宗教式的反对。可以说在他的观念中，有着一种正确的时代历史观。

   诗歌中的西施是春秋时代的越国人，家在浙江诸暨县南的苎罗山。苎罗山下临浣江，江中有浣纱石，根据传说西施常在此浣纱，西施滩因而得名。

   本诗立意新颖，其诗论述之形象人情化特征明显，体味多在于道教式的入世认可，对错是非并非由人评判，而乃自然之化及，山水多云不平处，必有怨也。论及吴国灭亡的原因时，借“浣纱春水急”这一艺术形象，为西施鸣不平，进而突出“红颜活水”之历史本质。且看上联，上联之平缓语调述说着吴国灭亡的原因乃是宰噽贪财，而非西施美色亡吴国的史实。据《史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后困于会稽，派大夫文种将宝器美女（西施在其中）贿通吴太宰噽准许越国求和，后吴王听信谗言，许越国的求和。从此越王勾践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其后终于灭掉了吴国的历史的真相。因此本诗一开头就道破问题的实质：“宰噽亡吴国，西施陷恶名。”

   且观下一联。以议论入诗于某种程度上会导致诗歌形式的僵化与内容上的单调，故此，历代之诗人皆在避免这一个问题，崔道融的这首诗歌就很好的把议论和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诗人在论及吴国灭亡的原因之后，便将将笔锋转到了西施滩，用抒情的笔触，描写了西施滩春日的情景。西施当年浣纱的滩头那哗哗的江水急促奔流，好象在诉说着世事的不平，在述说着西施所遭受的污蔑。诗人赋予溪水以生命，通过将物的人格化和历史事件有机的结合起来，达到了言志的目的。春水不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一切只能是诗人想象，所以第四句很快补上：“似有不平声”。上文曾有云，自然化及，山水不平声，皆乃世人误。此处，溪水呜咽，可观为诗人之悲也，而其悲处，自然道来，可以说其诗歌真切自然，寄寓着作者深沉之慨叹。此一联，完全是在抒情中进行议论，在议论中渗透感情。事实上，史上颇多诗人皆会用此种方法来达到其所要表达，但是，为历史人物平反，特别是对历史上的女性人物平反，却相当的少。对于作者的感慨，不仅仅是对西施误国的评价，更多的是一种反思，对社会的一种现状的寓意性的言语，以及对晚唐社会混乱的某些见解，历史之变化，非乃个人之错。更多的，则令人深思，体物言志，发乎于文章，所谓平王微而《黎离》哀，便是这个道理。

   罗隐也写过类似的诗：“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两者相比较，立意相似，却各具特色。罗诗议论为主，国家之兴亡，是由历史时运所造成的，这比崔诗似觉深入一层；然崔诗不仅进发议论，诉诸理智，且诉诸感情，将理智和感情自然地揉合在一起，这较之罗诗又有其高出一筹的地方。可以说，在诗歌形式上，在文体体裁的处理上来讲，崔道融却罗隐要高明一些。崔道融还有其他的咏史作品，例如说《春闺二首》所云为妇人对远方征战的丈夫的思念，也是对现实战争的不满。《马嵬》则写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通过湘水二妃忠心不逾的爱情故事来衬托之。等等。

   所谓“夫乐本心术”③诗亦然。崔道融之咏怀之作，有其一首诗非常之特别。一般之咏怀之作。无非是道出自己的感怀或际遇，然崔道融的《江鸥》却有别于这一类型的诗歌，且让我们看看其特殊之处在何方。

江鸥

白鸟波上栖，见人懒飞起。为有求鱼心，不是恋江水。

   就其形式上来讲，此诗粗拙且平淡，更谈不上精巧，故此就无《文心雕龙•风骨》中所云：“诗总六艺，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源”之说。此处之风，可观为文本之宏观之貌。就整个篇幅及上下联的结构来讲，平淡至及。上联为一个简单画面：“白鸥栖息于波光粼粼的江上，人来人往之处，白鸥不惊，慵懒栖息于波上”。意境简单之至，别无其它。下联则写了白鸥没有被惊动的原因，是“为求有鱼心”，非乃恋江水。就这样，此诗便在这里结束，似乎别无意韵在其中。固然对于诗有此一说“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但对于任何文学文本作品，印象，个人认为非常之重要。此诗歌好象不仅仅是在形式结构上简单，更在内容上显的非常的单薄。初一看，的确如此。但是若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个人觉得值得深思。

   且看上联，人之于自然界中任何物种，是最具有威胁的，动物对于人类的恐惧虽然说不是天生的，但之于未知事物的恐惧却是每一生物天生的自我保护。然，白鸥却对人来人往却无一丝的害怕，则其原因何在，且让我们分析一二。其一可能是白鸟见惯于人来人往，其二，有更重要的因素导致白鸟不想飞起。所谓有情众生，天地之间比比皆是，我们不可能说除了人以外就没有生物会没有情感，于此，作者在主观上赋予白鸟一情感，“情”深之处，无惧于任何威胁。

   再看下一联，作者指出了白鸟不飞的原因，也许在人们的眼中，习以为常的是白鸟因为是恋江水才不得不留在江上，但作者却指出，白鸟不飞的原因是因为有了求鱼心，才不飞的。无论是佛家还是道家，皆有一说，为求道必需求得本心之安稳，或直指本心，或抛弃所有人欲等。于此处作者求的是何才能使本心安稳，值得探讨。看到这里。则第一个假定便不成立。且随着第二个假定往下推，鸟是因为有了“求鱼心”才不飞的，但白鸟为什么会有“求鱼心”，仅仅是提出了有这么一个求鱼的心思呢？对于这一点，值得探讨。再看“为”字，从字面上来看，似乎是某种企图，此企图为“求鱼心”，何也？

   如果说这首诗歌体现了作者想表达出对知音的寻觅，于世众之看法不屑一顾的话，那么，作者为什么不说是要求鱼呢，而要的是求的“求鱼心”。因此，作者在此诗中所要表达的并不是对知音的寻觅。那么，作者是想通过《白鸟》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便要再进一步的探讨。姑且认为作者想要获得的“求鱼心”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或者说想求的心灵的某种安逸，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说法是可以接受的，通过作者所处的年代，不难发现，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唐朝已经处于末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艰苦。许多的文人对于此种状态，不是想要以己之力来改变，便是逃避、隐居。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抱着这种想法的文人不乏其举。而崔道融应该是后面一种想法，崔道融早年漫游，到了后来边隐居在永嘉。根据黄滔的《祭崔右补阙》记载：“泊伯陵崔府君也……遁于仙岩浚谷”。可见，作者正是想通过白鸟表达了一种隐居的生活，来表达对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不满与无可奈何，到此，才能发现崔诗中的一些不易见到的深蕴。有言词为证：“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质待文也”。

   道融的咏怀诗歌除了这一首之外，还有例如《古树》：“古树春风定，阳和力太迟。状态莫言生意尽，更引万年枝”。其诗歌写的是古树生生不息，奋力向上的精神。不会因为外界的状况而改变，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自己的一种鼓励。《病起二首》其二：“病起绕庭除，春泥粘屐齿。如从万里来，骨肉满面喜”。这首诗歌写的是作者在春日里得病，早上起来后出去漫步，春日的雨打泥地十分的潮湿，在此时，作者想起了北方的亲人，设想当亲人相聚时的情景。表现了作者在寓居他乡时对家人的思念。正所谓：“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行之于笔端”，崔道融笔下缓缓流泻的，是情、更是伤悲。

   崔道融诗歌的第二个类型是交游诗，崔道融的交游诗，在《全唐诗》中留下并不多，大概有十来首。其诗歌内容无非是对友人的思念，或者感激友人对自己的照顾等等。其中，有诗：

献浙东柳大夫
属城甘雨几经春，圣主全分付越人。俗眼不知青琐贵，江头争看碧油新。

   这首诗歌是崔道融献给左善骑常侍为浙东观察使柳韬的，柳韬曾经任右谏议大夫。后，根据《唐方镇年表》第五卷《嘉泰会稽志•题名记》柳韬在乾符六年（879）十一月九日给事中除左善骑常侍为浙东观察使处理南越事务。当时崔道融亦在浙江。

   诗歌一开始，指初的的属城应该是南越之地，柳韬在乾符六年（879）十一月九日给事中除左善骑常侍为浙东观察使处理南越事务，但是，争议很大。崔道融作此诗寄于柳韬。表达了自己对柳韬“付越人”的看法。莫要因世俗他人的看法而改变自己的想法。下联中的青琐指的是北宋中、后叶刘斧撰辑的著名小说集《青琐高议》。但世俗之人却不知道《青琐高议》的价值所在。作者正是通过此来说明自己的看法。

   崔道融的交游诗还有《镜湖雪霁贻方干》其诗云：“天外晓岚和雪望，月中归棹带冰行。相逢半醉吟诗苦，应抵寒猿枭树声”本诗歌指的是崔道融和方干在镜湖游览是所写。镜湖在浙江的会嵇，诗歌的主要内容写的是镜湖的雪景，表达了自己苦闷的心情。《山居卧疾，广利大师见访》一诗，其诗写到：“桐谷孙枝已上弦，野人犹卧白云边。九天飞锡应相诮，三到行朝二十年。”诗歌题目写的是自己病，但是，其内容却是写广利大师的生平。

   崔道融的诗歌内容很大的一个特色便是对农事诗的描写，颇有“匹夫庶妇，讴吟土风”之妙④，地方特色十足浓。

   崔道融所写的农事或农景之诗，绝大多数是在浙江的永嘉时所写的。对于这一点，其诗歌中的很多所描写的内容可以为证。例如《江夕》这一首诗：“江心秋月白，起柁信潮行。蛟龙化为人，半夜吹笛声”。以及《江春》：“日暮片帆落，江村如有情。独对沙滩月，忙船人睡声”。崔道融早年遍游今陕西、湖北、河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从其游历的地方来看，陕西、湖北、河南、江西这些地方属于内地，是没有江上捕鱼这种形象的，而福建，虽然说是沿海地区，但是，对于只是经过福建的崔道融来说，其留下的影象是不深的，而浙江永嘉则是他寓居的地方，所写的应该为此地。再则温州永嘉有瓯江，其诗歌中所描绘内容的和永嘉瓯江都非常的相似。再者，诗歌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写出来的总会有一个构思的过程，如果说是一篇写同一个意象还说的过去，但若连续同样描写同一个意象就表明作者对此意象非常的熟悉，所以，对于崔道融的农诗在浙江永嘉所作，其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
   崔道融在其诗歌集写农事农景诗其主观原因，一方面是其对晚唐社会的逃避和隐逸，这方面可以从他的农景诗中可以看出来。如《牧坚》：“牧坚持蓑笠，逢人气傲然。卧牛吹短笛，耕却傍溪田”这是客观原因。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其主观原因所决定的，崔道融非常喜欢隐居的生活，在黄滔曾作《祭崔补阙》中记载：“崔道融其人……而以美酒肉膻，泽馨川媚……”。事实上，崔道融非常羡慕农村那中悠闲的生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其晚唐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其农事农景诗的主要内容写的是农村的景物之外，更多的是对农民的同情，其对农民的同情，我认为，并不是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来同情，而是以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态度去俯视。事实上，对于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这一点是他们的通病。因此，其农事农景诗的艺术价值并不突出的原因所在了。艺术，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只有经过亲身的体会，才会沉淀出最美丽的诗篇，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对于崔道融的农事农景诗，其主要的特点并不是其内容上的可点可圈。正如《唐才子传》所说的语意甚妙，而是其意韵所在。前文写到，崔道融的农事农景诗并是是非常的突出，指的是其内容。而是在此基础上所反映的一种心灵状态，例如崔道融的：

田上
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具尽，东方殊为明。

   此诗中的高田应该是南方丘陵地带的山田，南方因为缺少平原，所以在丘陵上开辟田地种植。南方的山田可有两用，雨水足时，种植水稻，不足时，便种植其他耐干旱的农作物。农民在半夜里披蓑衣耕作，目的是为了能够来年获得丰收。但是人和牛皆力尽，却发现天还没有亮。对于此，给我的感觉此诗实在是太平淡了。只要有一点点诗歌水平的人，都会写出来。可是，当我们用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这篇诗歌时，却发现意想不到的意味。如果说把诗歌中的农民换成崔道融本人，然后我们再来评价下此诗。当外界的具体情景条件都已经具备的时候，崔道融夜不能寐，半夜耕作，姑且不论崔道融半夜在耕作什么，但我们可以认为崔道融为了某一个目的而废寝忘食。在此，我们并不知道其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可以看出崔道融深深的不安和恐惧。是对于这个社会的恐惧；还是对自己的力不从心而焦虑不安。

   且让我们看下一联，“人牛力具尽，东方殊为明”。尽管崔道融自己和手中的应世之物都已经力尽，可是象征那光明的的曙光却依旧没有到来。这一种在用尽所有力气后，却依旧没有达到目的，依旧没有见到曙光的恐惧，就像那在沙漠中行走的人一样，认为只要在继续跨出脚步，绿洲就会出现，但是，前方，还是滚滚黄沙。在这种希望和绝望的折磨中，崔道融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于是，崔道融开始隐居山林。希望山水能够净化自己在黑夜中的迷茫，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与其说崔道融是他在等待净化自我，还不如说是在逃避。在崔道融《田上》的结构上来讲，其诗歌的上下联就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在其内容表达基础上的非逻辑结构，上文对此诗歌做出了解释，崔道融在这首诗歌中表达了一个矛盾的非理性心理过程，在希望与绝望的边缘徘徊。在生命存在的基础上，是再继续走下去去迎接希望，还是就就此希望破灭。让人发出了“人心，果然是一个不可猜测的迷团”的惊讶。如果说我们从诗歌的纬度来看其诗歌，我们似乎能够从其中发现不一样诗歌特色。就空间纬度来说，浠浠的雨由空中飘落，构成了一幅似乎是春意昂然之境。但是占据其中的却不是喜人之景，而是疲劳之人。而在时间纬度上来说，一个夜晚，农人劳累一夜。那么在整个时间与空间的交织中，似乎能够代表整个人生。而再一次的审视崔道融之一生，似乎也是想这个农人一样劳累漂泊一生。对于这样的诗歌，似乎只有在归隐之后才能够写出来的。回忆前事，正是崔道融在温州定居时的日常生活。

   崔道融的诗歌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诗歌中对夜景的描写，在崔道融遗留八十来首的诗歌中，将近有二十多首的诗歌有关于夜的描写，对于这一点，我想，应该值得注意。作者在其遗留的诗歌中，有如此多的关于夜景的描写，其写作的根由是什么呢，我想，关于这方面，我们应该做一个比较广泛的探讨。

   崔道融的晚景诗歌中，有这么一首诗歌：

月夕
月上随人意，人闲月更清。朱楼高百尺，不见到天明。

   作者似乎对夜有着特殊的爱好，对于这一点，可以从其仅仅留下的一卷中可以看出，而这首《月夕》，则是作者作品中，个人觉得最值得回味的一篇。

从诗歌的整体结构上来讲，这篇诗歌按照崔道融诗歌一贯的特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当然，我指的仅仅是从其上下联的结构来看。因为其诗简单来看，上联作者简单的描绘的其所处的环境，清冷的月光流泻，诗人闲闲淡淡的。而下联则是写作者登上高楼远望，远远看去，并没有什么在其视野中，一直到天明。这样看来，作者这首诗歌并没有什么可观之处。因为从整的诗歌的形式结构来说，其诗歌根本就没有宋诗歌的精巧和细腻，反而有那么一点古旷。事实上来说，其诗歌却实是如此。那么，现在我们从其诗歌的内容的宏观结构来讲。从其宏观结构来说，其诗歌继承了五代诗歌古旷的特点，意境却是非常的广大。所谓“大道无形”，一个好的事物，越简单的东西，其反映的内涵就越深厚。本诗歌看似简单，但是，所反映的的内涵无论是在语意程度，还是在其形象刻画，都是非常的成功的。就拿语意程度来说，其上联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说月亮会随人意？第二个问题是，人闲，月亮更清闲呢。带着这么两个问题，人们很容易就接下来看下一联。而，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在高高的朱楼上，不见到天明。于是，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作者不见到什么东西才会一直到天明呢？对于这三个问题，作者便赋予本首诗歌更大的内涵。而在其微观的结构上来说，作者通过了人性化的描写，把月亮写活了，对于这一点来说，作者和其他同时代的诗人并没有什么可观的因此，便不再展开了。

   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个人认为，所谓艺术特色，我认为是有形式艺术特色以及内涵艺术特点。对于形式艺术特点来说，其表现的应该是说其语言描写，以及诗歌在形式上的表述。而作者在这方面来说，诗歌形式，和其他的诗人没有什么两样。而其语言则是很有特点的。语言特点，主要是其在描写的同时，能够在反映出某些意境。而作者正是在这方面有所特长。通过其上描述的三个问题，作者运用简单的语言，却引出了无穷的意义。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所引出的意境，想象。把这首诗歌的艺术价值推向了一个更高的程度。

   月亮上升了，随着诗人的心上升了。而作者面对着清冷的月光，却更加的寂寞了，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寂寞呢。于是，在下一联，作者指出了其空虚寂寞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登上高楼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前方的目标。那么，作者又是看不到什么东西了。现在，就由我们通过作者的生平、历练来看看。作者的后半生，是非常悲痛的。特别是其在永嘉的那段时间，其，对于社会动乱的情景，有其心，却无其力。希望能够通过一定的方法，来面对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化，但是，其却看不到一点希望。这对于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影响的作者，则是对其理念的否定，这种在心灵深处挣扎，对于未来的方向不确定。实在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此，作者写此诗的目的便出来了。而这正是其诗歌真正的艺术价值所在。作者之所以对于夜有如此多的描写，也正好应对了其在黑夜中迷茫，找不到方向的痛苦。

   作者在对于夜景的描写，还有《田上》：“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具尽，东方殊为明”。表明了作者的不安。《江夕》：“江夕秋月白，起柁信潮行。蛟龙化为人，半夜吹笛声”。此诗主要写了一幅夜景色。

   崔道融的诗歌，在艺术价值上来说，是没有曹氏三祖之气爽，但具有其才丽。更没有晋世群才之轻绮，而有陶氏之质朴。主要是正如《唐才子传》中所言的，“语意甚妙”。指其语中之意甚妙。对于这一点，我在上文中亦有提过。语言描写，在其形式上来说，运用个中修辞的手法来表达作者的目的，以及情况。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当把语言运用到了以简代繁的地步，则是非一般的诗人能够办到的。所谓“大道至简”，运用最简单的东西，却能够表达出非常复杂的内涵。可见，崔道融的功力是在晚唐诗人中是难得的。借用一句话来说是：“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有圆通”。崔道融的诗歌在历代中流传少，而没有读者，应该来说，是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的。首先一点是由于其所处的时代导致的，社会混乱，很多诗人的诗歌就在这个时候流失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崔道融晚年在永嘉定居，而其诗歌集所定的时间也在永嘉，而那个时候的永嘉相对来讲是处于偏远地区，南蛮，正是那时候对南方的看法。而这一点，也是崔道融诗歌难以传到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是当时文化的中心，因此，崔道融的诗歌读者少变能够理解的。

   崔道融的诗歌集多有流散，现在可见的为《全唐诗》中所收集的《崔道融卷》，共有80多首。但是，在《全五代诗》记载道：“崔道融著有《申唐诗》三卷，《东浮集》九卷。《申唐诗》皆四言，述唐中世以前事，事为一篇，篇各有小序，凡六十九篇。《东浮集》乾宁乙卯‘永嘉山齐’所编”。而且，在《新唐书》第六十卷《艺文志》中四别集类记载，《申唐诗》三卷。事实上，崔道融的诗集在宋代以后就没有在文本上记载了，只有在《全唐诗》中仅仅的80来首。因为无论是《直斋书录解题》、《新唐书•艺文志》都为宋人所记载。而《宋史•艺文志》都为元人所记载，所以，其诗的流散应该是在北宋时期开始的。

   在《遂初堂书目》中记有崔道融的诗歌集仅仅为《申唐诗》，并没有说明其卷数。而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记载的比较详细，其记载道，崔道融有《东浮集》九卷，其诗集成于乾宁乙卯永嘉山齐，今缺第十卷。而在《宋史•艺文志》中记载有，《崔道融集》九卷，《申唐诗》三卷。根据上述文本记载，这么看来，《崔道融集》应该是其诗歌集《东浮集》。因此，崔道融的诗集应该是有《东浮集》十卷，《申唐诗》三卷，而到了南宋的陈振孙时期，其流散一卷。但是到了现在，崔道融的诗歌集已经没有流传下来，我们所能见到的仅仅是在《全唐诗》中的一卷，至于说是哪一卷，还需要进一步的文本史料才能够做出进一步的论述。

参考书目：

1．《全五代诗》（清）李调元编何光清点校巴蜀书社 1992年4月版
2．《古诗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1月版
3．《新唐书•艺文志》（宋）欧阳修（宋）宋祈撰中华书局
4．《旧唐书•艺文志》（后晋）刘洵著中华书局 1975年5月版
5．《宋史•艺文志》陈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6．《登科记考》（清）徐松撰中华书局 1984年8月版
7．《登科记考补正》（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年版
8．《元和郡县图志》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
9．《全唐诗》刘以林，陆仁主编中华书局 1996年9月版
10．《唐才子传》辛文房撰上海古典出版社 1957年4月版
11．《诗词散论•宋诗》缪钺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1月版
12．《十国春秋》 (清)吴任臣撰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12月版
13．《直斋书录解题》陈振孙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12月版
14．《唐方镇年表》吴廷燮撰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8月版
15．《高僧传合集》 (释)慧皎等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16．《高僧传》释慧皎撰北京：中华书局， 1991年版
17．《唐才子传校笺》傅璇琮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2月版
18．《元丰九域志》 (宋)王存撰；王文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版
19．《诗论》朱光潜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7月版
20．《新唐书•地理志》（宋）欧阳修（宋）宋祈撰中华书局 1975年5月版
21．《旧唐书•地理志》（后晋）刘洵著中华书局 1975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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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 崔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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