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说11

崔洪辉河南

     俗话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任何姓氏均源于自己的祖宗，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变动。然而诸多外力的影响，却使得改姓现象极其频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姓氏在不断的创造、集中，中国的姓氏文化也呈现出了一种别样的魅力。
    源于赐姓、避讳、避难、少数民族汉化、入赘、收养、字体简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改姓几乎贯穿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始终。
2 J: E& W: y  d& q: n赐姓，乃是改姓现象的重要原因。人有三六五等，姓分高低贵贱，一个人的姓氏往往代表了他的身份与地位。享有一个高贵的姓氏，对古人来讲无疑是一种荣耀。因此早在上古时期，统治者便利用赐姓之制，来笼络人心，维护和加强统治的需要。
     虞舜统领四方之时，大禹便因治水有功被“赐姓曰妣”。到了夏朝，刘累因养龙有方，被夏王孔甲赐姓为御龙氏。进入封建时代之后，皇帝赐姓现象愈加频繁。今天李姓人口如此之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李唐王朝的“疯狂”赐姓。
) p3 B2 c6 }* c9 u7 k. u    一般而言，赐姓大体可以分为三类：赐国姓、赐他姓、赐恶姓。无论在哪一朝代，国姓必然是最为尊贵的姓氏。只有那些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抑或是对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才有可能被皇帝赐以国姓。大唐开国元勋徐世绩、杜伏成、安抱玉等因卓越战功被赐姓为国姓“李”；明末时期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也因“屡建奇勋”而被赐姓“朱”，后被称为“国姓爷”。当然，对于那些够不上赐国姓的功臣，统治者也可以赐以他姓以示恩宠。如汉武帝时期，便曾赐来降的匈奴休屠王后裔为金，后来这一支的金日蝉还一度坐上了顾命大臣的位置。而明朝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原本姓马，但因为在“靖难之役”中郑坝     (今北京东坝一带)一战立下大功，被明成祖赐姓为郑。与恩宠相反，统治者为了以示惩戒，往往会赐以“虺、蟒、蝮”意为毒蛇、虫这一类的恶姓。隋炀帝时期，权臣杨玄感起兵作乱，气急之下的隋炀帝便赐杨玄感族人为枭姓。而武则天为发泄私愤，也曾将高宗的原配王皇后和宠妃萧良娣分别改姓为蟒和枭。垂拱年间，博州刺史李贞、豫州刺史李冲等起兵讨伐武则天，后被镇压。武则天便将这些李姓诸王及其后裔通通赐为虺（意为毒蛇）姓。
     除了赐姓之外，避讳也是改姓的重要原因之一。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所谓避讳，就是避帝王、圣贤、长辈乃至长官的名讳（同音字也要避免）。为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不少把人名地名等改头换面的现象。汉武帝名刘彻，结果姓“彻”的人都要改成姓“通”；汉宣帝名刘询，当时姓“荀”的都要改称姓“孙”。于是在西汉时期，那位早已躺在棺材里的儒学大师荀子被冠以孙卿的名号。而清朝的时候，因避讳孔子(孔子名丘)，当时的雍正皇帝便下令将“丘”改为“邱”。
9 j/ R% Y/ ?9 }: }/ f0 A      当然，在中国避祸改姓的例子也是相当之多。政治斗争的失败、战争年代的动荡岁月，为了保全自己及族人，不少人选择了改姓这条路。北宋时候著名宰相吕蒙正因被奸臣陷害，为了躲避追杀，他将几个儿子改为高、卢、江等姓氏逃往台湾，这才逃过一劫。五代时期，时居莆田的候补官员翁乾度为避战乱，遂隐居乡野，后又将自己的六个儿子分姓洪、翁、江、方、龚、汪。北宋初年，他的六个儿子均高中进士，后被誉为“六桂联芳”。
* E, _- d7 l. D      上述原因之外，少数民族汉化、入赘、收养、字体简化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改姓进程。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几乎所有的鲜卑姓氏均被改为汉姓。如皇族的拓跋姓便被改为元姓，独孤姓被改为刘姓。而“赘、收养改姓”在历史上也为数不少。唐玄宗时期最为得宠的宦官高力士，原本姓冯，后来被个姓高的宦官收养之后，才改姓为高。新中国成立之后，字体简化的浪潮，亦使得诸如萧、傅、阎这样的姓氏被窜改为肖、付、闫。
) {& n6 d* c( g) \- I      在今天，封建制度的烟消云散，依托于封建等级制度的赐姓、避讳现象彻底终结。而出于民族多样性的需要，少数民族的姓氏汉化现象也越来越少。因此，改姓逐步走向沉寂乃是不可阻挡的大势。
( v- e* r. \1 Y3 ~! v; I2 b# ^      改姓，原因纷繁复杂，但它们都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姓氏文化的繁荣。但不可忽略的是，正是在改姓的客观作用下，中国的姓氏日益集中。大姓越来越集中，小姓则渐渐走向消亡。

崔洪辉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