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方

崔洪辉河南

崔子方　字彦直，一说字伯直，经学家，北宋夔州路涪陵郡（今重庆市涪陵区）人，主要活动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至宋钦宗靖康南渡之际。早年流寓淮南，后卜居江苏真州（今仪征市）六合县南城西郊，自号西畴居士。虽然《宋史》中并没有为他立传，但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彝尊的《经义考》以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仪征志》、《六合县志》等都有关于他简略记载。据此可知：崔子方是宋代的一位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学术成就的经学家、隐士，为人正直，安贫守志，好学善问，富于文采，一时名辈莫不重之。曾经与欧阳修辩论过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的《芳草涧》诗，并曾为滁州知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勒石于醉翁亭侧。又曾问学于国子监直讲、著名经学家陆佃，写信向他请教有关《春秋》的学问，并得到陆佃的赏识。陆佃在《答崔子方秀才书》中说，他与崔子方是“气同声比，不待相见而相知”。另外，崔子方还与苏轼、黄庭坚等文化名人交游。黄庭坚称他为“六合佳士”，对他赞赏有加，说他“不游诸公，然则贤而有守”，虽然衣食不足，但并不乞怜于豪门，而是神情淡然，安贫守道。后来，宋高宗时候的翰林学士朱震又称他为“东川布衣”，说明他一生都没有做过官，是个隐士。崔子方最好的朋友是在宋代享有盛名的文学世家晁氏家族中的晁说之、晁适道等知名作家，他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首诗就与此有关，题目叫《江上逢晁适道》：“渺渺连江雨，微微到面风。主人留一晌，佳士得相逢。会面嗟何晚，论诗许有功。君家好兄弟，更觉此心同。”
  o2 X8 e) W6 |. y2 r4 B0 o9 q   崔子方酷爱《春秋》，是专门研究《春秋》的经学家。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8），当时执政的宰相王安石以《春秋》经文多有残缺，言简义深，而解经者每遇疑难之处，即指为阙文，遂贬之为“断烂朝报（朝报：政府的公告）”，不喜欢《春秋》之学，并独任私意，利用职权，废除了贡举（进士考试）中的《春秋》科目，学校也不设置教官开设相应的课程，连专为皇帝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经筵也不安排《春秋》的讲读讨论，影响所及，当时学者均以研究《春秋》为忌讳。在这种背景下，崔子方矢志不渝，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恭敬地阅读《春秋》原典，硁硁然致力于《春秋》，潜心专研，终于对《春秋》经文精微的语言中所包含的深奥意义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出任宰相，一度恢复《春秋》取士，在当时的国家最高学府——太学设置了《春秋》博士这一学官。但到绍圣年间（1094-1097）章惇任宰相时，又被再次取消。于是崔子方接连三次上疏哲宗皇帝赵煦，希望在教育机构和科举考试中恢复相应的设置，终因人微言轻，未获准许。因此，他拒绝参加进士考试，深隐不出，闭门著书，将平生所学撰成《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本例》二十卷、《春秋例要》一卷。那时，社会上盛行的是号称“新学”的王安石的经学，崔子方的书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直至崔子方终老辞世、靖康南渡（1127年）以后，随着新学热潮的消散，他的《春秋经解》等书的学术价值才得以凸显出来，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根据王应麟《玉海》的记载：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六月，承务郎（皇帝的侍从官）江端友曾上书请求到湖州征集崔子方所著藏于内府秘阁（古代宫中收藏珍贵图书之处），未果。绍兴六年（1136），以经学深醇著称于时的“汉上先生”朱震又一再上书请求。八月，才由当时在平江府（今江苏吴县）的崔子方的孙子崔若进献朝廷。
崔子方的《春秋经解》等书，详细辨析了春秋学历史上注释《春秋》经文成就和影响最大的《春秋》三传（即《左传》、《谷梁传》和《公羊传》）的是非得失，认为“左氏之失也浅，公羊之失也险，谷梁之失也迂”，力主兼取其长，各去其短，博考深求，直寻经义。他的具体论述，也与当时一般人解释《春秋》截然不同，往往独抒己见，自成一家之言，不仅补偏救弊，使儒家典籍中的许多疑问得以晦而复明，对修身治人大有裨益，而且其广泛收集材料，重视考据训诂，力求做到笃实严谨、无征不信的研究方法，也明显具有近代科学的因素，对经学研究冲破唯古是从的正统思想，对清代中叶今文经学（指经学中研究西汉学者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即所谓今文传授的儒家经籍的学派）的复兴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不趋荣利、献身学术的品格和气质，更是那些接踵权贵、斤斤蝇利的人所无法企及的。
   在中国史上，宋代是《春秋》研究的一个高潮时期，春秋学也因此成为宋代理学中的显学而名家辈出。崔子方以其独特的学术成就和学术风采，和他同时代的孙复、孙觉、刘敞、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吕祖谦等人一样，成为了其中的大家。

崔宏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