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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双杰话崔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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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7 小时前
  • 发表于 2019-11-27 19:08: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也。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他29岁时跟着经学大师郑玄学习,未等到毕业,即爆发了黄巾起义。由于战乱频仍,郑玄带着他的学生只好躲入深山避难,学校实在办不下去了,崔琰在外地流浪了四年之后,方回到家乡,闭门潜读,“以琴书自娱”。
    袁绍素慕其才,请其出山,任为骑都尉。崔琰见袁绍野心勃勃,穷兵黩武,多次劝他不如安分守己,巩固住冀州这块地盘。袁绍不听,一意孤行,结果败于官渡,大伤元气。袁绍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互相残杀,都想任用崔琰。崔琰见二虎相争,迟早两败俱伤,便借口有病坚辞,因此得罪了二袁,被投入监狱。幸亏好友陈琳等竭力相救,才幸免于难。从此解甲归田,闭门不出。
    曹操击败袁谭占领冀州后,自领冀州牧,遍访能人贤士。有人向他举荐了崔琰,曹操大喜,亲自登门延请,让崔琰当了别驾从事。一天,曹操沾沾自喜地对崔琰说:“昨天我看冀州户籍,有三十多万人,可谓大州了。”不料崔琰迎头泼了一盆冷水,说:“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大动干戈,冀州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暴骨原野。主公身为朝廷命官,上任伊始,不先问询百姓疾苦,救其涂炭,却沾沾自喜,忙于核对计算起可以获得多少甲兵来,这岂不辜负了冀州人民对你的厚望了吗?”曹操闻言,收住了笑容,对崔琰的忠言表示十分感谢。
    以上是《三国志》中的一段描述。
    文中提到的崔琰的故乡“清河东武城”,时属冀州管辖,即今天的河北省故城军屯镇关庙村一带。崔氏家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建庙奉祖,渐成村落,取名崔家庙,后来村庄湮灭,村民并入关庙、刘庙、赵庙等村。
    崔氏家族可谓门庭显赫,人丁兴旺,历代才俊辈出,许多人物在中华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距崔琰180多年以后,这里又出了两位惊天动地的人物,为小村蒙上一道传奇色彩。
                 三易弦,良弓归明主
    魏晋时期,崔氏家族便为关东(三国时期虎牢关以东地区)望族,居北方士族之首。魏景初三年,崔琰的从弟崔林任“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一的司空。后来,崔林的重孙崔悦在后赵皇帝石季龙处为仕,位司徒右长史;崔悦的儿子崔潜在后燕成武帝慕容垂处供职,官至黄门侍郎,父子并以才学著称。
    崔潜的儿子崔宏,字玄伯,“少有隽才”,著闻乡里,号称“冀州神童”。他饱览诗书,博闻强记,尤擅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其书法造诣自成一家,草、隶、行书,“特尽精巧”,为世所重,与他的姻亲卢玄有“崔、卢”之称(遗憾的是,由于“国史之狱”的株连,其墨宝散佚,无有传世)。其时太原有个叫郝轩的名士,素以知人而闻名于世,他对崔宏的才华非常赞许,称崔宏“有王佐之材,近代所未有也”,可见崔宏名气之大。
    崔宏仕途比较坎坷。前秦王苻坚之弟阳平公苻融任冀州牧时,对崔宏“虚心礼敬”,拜阳平公侍郎,领冀州从事,不久又升为著作佐郎,负责编撰国史,草拟文字,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职务。他在任上,表现出极高的才能,把各种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从无任何差错或积压,工作效率很高。苻坚听说了,十分赞赏,打算把他调在身边,征为太子舍人,负责宫廷文字书记工作。但崔宏淡泊名利,不愿意远离家乡,其时恰好他的母亲生病,便以侍奉母亲为借口,婉言谢绝了。
    苻坚淝水之战失败后,国力受到重创,原来被征服的前燕贵族慕容垂于384年宣布脱离前秦另行建国,史称后燕,统治范围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辽宁的一部分,成为十六国后期中原地区最强盛的一个王国。崔宏改仕于后燕慕容垂政权,任高阳内史,相当于长。
    原来居住于今黑龙江、嫩江流域大兴安岭附近过着游牧生活的鲜卑族拓跋部,此时也逐步向西迁移,进入原来北匈奴驻地,之后拓跋部又南下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迁居到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逐渐强大起来。公元338年,首领什翼犍建立“代”国,后被前秦所灭。前秦灭亡后,公元396年什翼犍之孙拓跋珪恢复代政权,进取中原,后燕溃败。
    崔宏跟随败军逃奔渤海海滨。拓跋珪久慕崔宏大名,遣人征聘。崔宏见后燕大势已去,又见拓跋珪执礼甚恭,便答应归顺,官拜黄门侍郎,参与总掌机要,负责起草创建各种法规制度。从此,他便毕生效力于拓跋氏政权。
    有诗赞曰:
    关东崔氏冠豪门,江山代谢出才人。
    博古通今比王佐,良弓三易辅明君。
                  治有方,良策佐帝王
    拓跋氏原本是一个游牧民族,以部落为姓氏,主要活动在上谷(今河北怀来)以西至敦煌一带。拓跋珪统一北方后,觉得再用以前代王的封号名不正言不顺,便召集群臣议定国号。崔宏十分景仰魏武王曹操的雄才大略,也特别仰慕崔氏先人仕于魏国的宦绩,引经据典,建议国号称“魏”。拓跋珪听他说得头头是道,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拓跋氏政权立国号为“魏”。拓跋珪称帝,即道武帝,史称“北魏”。拓跋氏建国后,日益强盛,国土扩及长江以北广大地域。
    当时,拓跋氏的文化、文明程度远低于汉人,执政能力明显不足。所以,道武帝经常向崔宏咨询一些古今帝王成败得失的治国经验。而崔宏本是一介大儒,自然是每问必答。他既不违背皇上的旨意,也不谄谀巴结,十分得体的向道武帝讲述古人治国之策,解析历代废兴的原因,道武帝听了很受启发,对他的信任感与日俱增。他把崔宏视为当朝萧何,言听计从,为长治久安,让崔宏负责划分官爵等级,创建朝廷礼仪制度,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总而裁之”,制定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大法。从此,崔宏成为道武帝的宠臣,势倾朝廷。他被赐爵白马侯,加周兵将军,与开国元勋庾岳、奚斤等一帮老臣同班列朝,倍受殊荣。
    崔宏深得道武帝宠信,不惟勤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廉政。他廉洁为官,干净做事,不谋私利,道武帝对此非常赏识。
    崔宏立身雅正,生活十分简约。在战乱时期,他身处厄境,仍厉志笃学,不以资产为意,不为财帛动心,老婆孩子忍饥挨饿,跟着他过苦日子。以后入朝做官,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仍约俭自居,史书说他“不营产业,家徒四壁”,除了吃的穿的用的,别无长物;他甚至出行时没有专车,经常步行上朝。他的母亲年已七十,但和家人一样,粗茶淡饭,布衣蔬食,没有任何额外照顾。有些人认为崔宏做得有些过分,冷嘲热讽,而崔宏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对自身要求更加严格了。道武帝听说了,对崔宏愈加敬重,厚加馈赐。有一次,道武帝率群臣去恒山朝拜,半路上恰巧遇见崔宏亲自扶着他老母亲一步步登上山来。以崔宏的权势和地位,他完全有理由、有条件雇顶轿子或滑竿之类的交通工具把老娘抬上山。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这件事让道武帝很受感动,“赐以牛米”。
    崔宏的人格魅力征服了道武帝,道武帝晚年患了多疑症,精神近乎分裂,六亲不认,许多大臣都被他无缘无故杀害了,唯独崔宏依然故我,安然无恙。
    道武帝被他的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杀死以后,拓跋绍为了继承皇位,向下属行贿收买人心拉“选票”。以司徒长孙嵩为首的一些“势利眼”王公大臣,都接受了拓跋绍的“赏赐”。崔宏看穿了他的阴谋,认为其人弑父篡国,大逆不道,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为所动,坚决拒收。果然,道武帝的长子拓跋嗣很快剪除了拓跋绍,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明元帝。明元帝对崔浩“拒腐蚀,永不沾”的品行大加褒扬,说关键时刻方显出忠良本色,羞得长孙嵩等人无地自容。明元帝委崔宏以重任,让他巡视各地,专门惩办那些违法乱纪的官员。
    明元帝即位之初,觉得有些郡国的豪绅势力非常强大,有禁不止,有令不行,常常与朝庭抗衡,对中央政权造成威胁,便决定把他们疏散到外地,削弱他们的势力。中国的老百姓本来就有恋乡心理,故土难离,因此此令一出,抵触情绪很大。加之有些地方官员不细心说服动员,强行迁徙,引起暴乱,一时难以平息。明元帝接到报告,决定派兵武力镇压,抓捕带头闹事者。
    崔宏的家乡武城本是弦歌之乡。春秋时,孔子的高足子游做武城宰,筑弦歌台,用礼乐教化人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深得孔子赞扬。崔宏自幼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仁义思想根深蒂固。他即向明元帝建言:“皇上您治理天下,以安人为本,何必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呢?百姓违法,虽然一味姑息迁就赦免不是上策,但不妨试行一下,给他们一个改正的机会。如果这次原谅了他们日后还不改悔,那时再杀不迟。”明元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他亲自去处理这件事情。他对暴民晓之以理,明之以法,果然很快平息了事端。崔宏的怀柔政策取得明显效果。明元帝对他的才干很是欣赏,事后下诏令他“与长孙嵩等朝堂决刑狱”,执掌朝廷司法大权。
    后来,崔宏又献策平定了入侵的并州胡人,明元帝拜他为天部大人,进爵为公。
    多年的辛勤工作,崔宏积劳成疾。泰常三年夏,崔宏病情转危,明元帝忧心如焚,派遣侍臣随时了解病情,一夜往返数次,并听取他的临终遗言。崔宏死后,追赠司空,谥文贞公。丧礼规格比照王侯规制,下令群臣及附国渠帅都来参加,自亲王以外,尽命拜送,哀荣备至。
    有诗赞曰:
    立国北魏建功勋,定仪严律等级分。
    为政清廉报家国,约己宽民见忠贞。
                出奇谋, 将门虎子威
    崔宏的三个儿子,个个表现非常出色。长子崔浩,字伯渊,小名桃简,善于书法,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官至司徒;次子崔简,字冲亮,亦善书法,历官中书侍郎,征虏将军;三子崔恬,历官给事中,上党太守,荆州刺史。
    崔浩是个才貌出众的美男子。他不但长相俊美,皮肤细腻白皙,如美妇人,而且机敏通达,长于计谋,自比张良,比他父亲更有才华。少年时,他广泛阅读了儒学和史学著作,对于天文、阴阳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也无不涉猎。在精心研讨各家宗旨和深刻含义方面,当时没人能和他相比。20岁时,就担任了通直郎的官职,不久升为著作郎。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他常常和父亲崔宏一道乘车随道武帝去各地巡察,人们见了都非常艳羡。
    和其父一样,崔浩恭敬殷勤,慎守职事,不稍懈怠,是个典型的“工作狂”,有时忙起来整日不归家。明元帝拓跋嗣登基后,马上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
    明元帝好阴阳术数,崔家世奉道教,崔浩更是着迷于此道,因此二人兴趣相投,一拍即合,与其说是君臣,毋宁说是密友。崔浩常为明元帝讲授经书,明元帝听了非常赞诩,每有大事便命崔浩占卜吉凶,解疑释惑。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从此,崔浩得宠,经常参与军国大事,明元帝对其深信不疑。
    神瑞二年(415年),魏国首都平成(今山西大同市)连年干旱,秋谷歉收,发生粮荒。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有些大臣建议把国都从平城迁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明元帝向群臣咨询意见,崔浩从北魏游牧民族初入中原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出发,陈述利害,劝阻了迁都邺的计划。明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度过了难关,既避免了迁都在经济方面的巨大浪费,又维护了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和边境安全。他还从拓跋珪被儿子拓跋绍弑杀的教训中,认为拓跋氏不立太子的传统不利于政治上的安定,建议明元帝立长子拓跋焘为副主,成为法定的接班人。从此北魏立太子成为制度,相对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北魏历经十七帝,存在了171年。
    当时,活动在陕西靖边一代的匈奴赫连氏建立的“夏”国和山西大同附近的柔然部族,对北魏王朝虎视眈眈,经常出兵骚扰边境,人民饱受劫掠之苦。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面临一个头疼的难题,如何解除来自北方和西北方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威胁,是先灭夏还是先伐柔然?
    长孙嵩等一班大臣贪图眼前利益,都说:“夏是土著人,对我们造不成大的祸害。不如先伐柔然,如果能追上他们,就歼而灭之;如果追不上他们,我们即猎于阴山,获取其禽兽皮角以补充军需。”长孙嵩是北魏开国元戎,屡建战功,与崔浩之父同掌朝权,位居“八公”之首,一言九鼎,说话是很有分量的。
    时任太常卿的崔浩却高瞻远瞩,不以为然,反驳说:“柔然行动敏捷,集结时象飞鸟一样霎时即来,撤退时像野兽一样瞬间消失,我们如果用大部队追赶,行动迟缓,难以追上;如果用小部队追赶,兵力不足,又无法把他们制服。而夏疆域不过千里,且政治残暴,刑法酷烈,民怨沸腾,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所以上策应先讨伐夏。”
    太武帝觉得崔浩说的有道理,决定依言先攻夏。长孙嵩等还是不同意,特别是长孙嵩根本不把崔浩这个晚辈看在眼里,说:“如果攻夏,敌人固守城池,以逸待劳,我们长途跋涉,贸然进军,是非常危险的!”其他文武大臣也随声附和,动摇太武帝的决心。
    这时只有崔浩一人赞成太武帝的决策。他力排众议,以天道比附人事,说:“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不进。”长孙嵩仍固执己见,说崔浩一介书生,妖言惑众,贻误战机。太武帝本来就相信易学,闻言大怒,把长孙嵩羞辱了一番,亲率大军出征。
    夏国都统万城俗称“白城子”,征发各地10万余众施工5年而建成。夏主对工程要求非常严格,城墙用三合土夯筑,在筑城的时候,每筑一段城墙就用铁锥扎一扎,扎不进去有奖,扎进去就杀工匠,拆了重筑不说还把人也筑到城墙里去。夏主赫连昌自以为都城固若金汤,坚不可摧,根本没把北魏的进攻放在眼里。这一日,正在城内与群臣欢宴,闻魏军来攻,仓皇率兵出战,厮杀一阵,败退入城。   
    太武帝欲趁势夺城,一举全胜。崔浩却认为,敌人城防坚固,不宜强攻,只宜智取。他建议太武帝诱敌出城,断其归路,再拼死与之决战,方可获胜。太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分兵埋伏于深谷,以少数部众进抵城下诱战。
    夏主也十分狡猾,下令闭城坚守,等待援兵,企图内外夹击,击退北魏军马。太武帝见夏军不出战,便假装害怕的样子退兵示弱,另遣5000骑去城西抢掠居民,引诱夏主出城。崔浩又故意放走一个因犯罪而要受到惩处的兵士亡奔于夏,说魏军粮尽,后续部队也没有赶到,战斗力比较薄弱。夏主听信了他的话,遂率步骑3万出击。
    太武帝急忙指挥部队假装逃跑,把敌人吸引过来。夏主不知是计,兵分两路追击。这时,忽然风雨交加,飞沙蔽天,魏军逆风而行,大雨扑面,风沙迷眼,不利作战。宦官赵倪说:“今风雨从贼后来,我们正好面向风雨,睁不开眼睛,此乃天不助人。将士们又非常饥渴,请陛下赶快收兵暂避,待以后选择时机再战。”
    在这关键时刻,崔浩深知主帅的决心一旦发生动摇,便会功亏一篑,后果不堪设想,厉声喝叱道:“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千里制胜,胜败就在今日,岂能随便变更策略?敌人不停地追赶,后面已经脱节,我们应把军队埋伏在山谷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刮风下雨是自然现象,可以由人来掌握,怎么能说是老天不帮助我们呢?”
    他建议太武帝分骑兵为左右两队,悄悄地绕到夏军后面,这样把逆风变为顺风,乘势发动攻击。夏军追着追着,前面失去了目标,突然背后挨打,措手不及,等掉过屁股来再还击的时候,风雨打得连眼睛都睁不开,全军溃散,大败而逃。夏主赫连昌不及入城,逃奔上邽(今甘肃天水)去了。魏军入夏都统万城,俘夏王、公、卿、将、校及后妃、宫人等以万计;又获马30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器物不计其数。
    至此,夏亡。北魏除去一大宿敌。
    有诗赞曰:
    虎子自古出将门,父子同朝称贤臣。
    内修政治外安邦,从此北疆息征尘。
                   排众议,兴师破柔然
    为摆脱北面柔然与南朝宋腹背受敌的威胁,在大败赫连昌、克夏都城统万后,太武帝决意集中力量打击柔然。
    柔然是一个由鲜卑、敕勒、匈奴和突厥等许多民族和部落所组成的群体,性情十分剽悍,一点儿也不“柔”。北魏建国初期,拓跋氏锐意进取中原,与后秦、后燕、西秦以及南燕、南谅等政权互争雄长,无暇北顾,因而给柔然的发展以可乘之机,东起大兴安岭,南临大漠,西逾阿尔泰山,北至今贝加尔湖,都成为柔然的疆域。柔然人与北魏对峙,经常骚扰、侵掠北魏边疆,给北魏的安危造成很大威胁。
    神麚二年(429年)四月,太武帝召集群臣商议进攻柔然,公卿大臣担心宋军乘机北进,一致反对,只有崔浩积极支持。他说:“南朝宋自从皇帝刘裕死后,国势一直萎靡不振,对我们构不成威胁。而柔然多次侵略我们,气焰嚣张,军民都很恐惧,应当重点打击。”尚书令刘浩等人共同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渊是北魏出名的辩士,年轻时他曾经劝阻过前秦苻坚不要进攻东晋,苻坚不听,结果淝水之战一败涂地。由此,张渊出了名。
    张渊精通阴阳学,他对太武帝说:“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即便侥幸取胜,也不利于君主。”群臣也齐声附和,说:“今天时人事都不和谐,怎能轻举妄动?”
    太武帝心中不快,命崔浩与张渊等人当庭辩论,演出一场“舌战群儒”大戏。
    说起阴阳学这一套,难不住崔浩。他胸有成竹,反驳张渊说:“阳为恩德,阴为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修炼积德;出现月食时,君主要整治、运用刑罚。而战争征伐,是最大的用刑。你们这些人目光短浅,小人见识,不达大体,难与远图。柔然穷兵黩武,生性凶残,犯下大罪。今出兵讨伐有罪之国,正是用重典,惩腐恶,顺应天理。我夜观天象,近年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天意不可违,希望陛下不要犹豫。”
    张渊等人羞愧难言,辩解说:“柔然是荒漠之外的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他们行动诡谲,没有规律,难以彻底降服,为什么要着急对他们兴师动众?”
    崔浩说:“张渊说阴阳,还算是懂得些,若论天下形势,就外行了。你这些话是老生常谈,拿到今天,就不合时宜了。为什么这么说?柔然过去是我们国家北边的一部分,后来叛离,现在诛其元恶,把那些善良的老百姓重新解放过来,让他们继续为我们效力,不是没有用。漠北地势高,气候凉爽,不生蚊蚋,水草丰盛,不是不可耕种。对于柔然,我们一直认为他们行动迅捷,难以追赶,其实也不是这样。他善走,我们有轻骑部队亦能远逐,与之周旋进退,不是制不服他们。柔然放牧的习惯是夏天分散,秋后集中,现在正是夏天,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遇,乘虚掩进,破灭其国,到了秋天,就更不好收拾了。鉴于这些,怎能不急于征伐他们呢?”
    张渊还想狡辩,崔浩话锋一转,嘲讽地质问他:“世人都说你和徐辩精通阴阳,能够预知成败。我请问问你,夏国未灭之前有什么灭亡的征兆吗?如果你知道却不说,是对皇上不忠;如果确实不知道,是你确实无能!”说得张渊等人面红耳赤,惭不能对。
    有人还是主张先打南朝宋,提醒崔浩:“我们北伐柔然,千里行军,难免不泄漏消息。如果柔然远远地逃跑了,我们扑个空,而南朝宋兵趁虚而入,那我们的处境就危险了!”崔浩泰然一笑,说:“你们说的不对。若不抓紧战机狠狠打击柔然,则无法防御南朝宋。自我们消灭夏以来,南人恐惧,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现在他们集中兵力防守淮北,绝对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胆敢进犯,无异于把牛入虎口,自寻灭亡。而柔然骄纵惯了,以为我们离他们很远,鞭长莫及,多年来即麻痹大意。今我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军突然而至,必惊骇万分,望风而逃。那时,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行动迟缓,不得水草,不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全歼。我们一劳永逸,获长久之利,这个机遇千万不可错过。我以前只怕皇上下不了决心,现在皇上主意已定,要干一番大事,你们怎么又出来阻止?你们看问题过于简单啊,公卿们!”
    一席话,说得满朝文武都不言声了。就连崔浩的老师——自称太上老君、被太武帝敕封为“天师”的著名道士寇谦之——也是疑虑重重,问崔浩:“你有把握消灭柔然吗?”
    崔浩信心十足地用“激将法”说:“一定能够消灭。只是担心众将领前瞻后顾,畏葸不前,不能乘胜深入,难获全胜。”
    太武帝闻言,对大臣们说:“吾意已决。我相信伯渊的话!”当即下令:“临阵不前,贪生怕死者斩!”
    一场激辩结束了,太武帝非常高兴,亲自率军由东道趋黑山,会攻柔然。果然柔然卒不及防,闻魏军袭来,溃不成军,民畜遍野,惊惧奔散。柔然可汗纥升盖无心恋战,惊慌失措,烧毁庐舍,向西逃跑了。其弟匹黎先前来救援,也大败而逃,首领数百人被杀。太武帝率军乘势追杀,在东西5000里,南北3000里的地域内分兵搜讨,俘斩甚众。原属柔然的高车诸部趁机倒戈,抄掠柔然,归附北魏。柔然各部前后降魏者30余万众,魏军缴获战马百余万匹及大批车辆、兵器、畜产等物资。
    这一役,北魏大获全胜,凯旋而归。太武帝回到都城平城,宋朝果然没有出兵,结果皆如崔浩所料。太武帝加崔浩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其谋划之功。
    有诗赞曰:
    舌战群儒排众议,庙堂胜算藏玄机。
    雄师到处柔然灭,敢比诸葛用兵奇!
                   斥内奸,安邦灭北谅
    北凉由于处于丝绸之路通道,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很受北魏的重视,因而北谅主沮渠牧犍也颇受拓跋焘的青睐。为了笼络北谅,太武帝拓跋焘把自己的妹妹武威公主嫁给沮渠牧犍做了皇后。但沮渠牧犍表面上对北魏很谦恭,内心却有自己的打算,他脚踩两头船,一方面表示对北魏和好,一方面又与南朝刘宋结好,引起北魏的不满。
    太延五年(439年)三月,在北魏与北谅之间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两国关系骤然紧张。
    沮渠牧犍与嫂子李氏通奸,俩人如胶似漆,冷落了武威公主。事情败露后,武威公主不依不饶,和沮渠牧犍大闹了一场。为铲除情敌,李氏和牧犍的姐姐密谋,在武威公主的饭中下毒。武威公主食后面色蜡黄,呕吐不止,侥幸没死。太武帝闻后,派人将公主接回治愈,并令沮渠牧犍交出李氏,沮渠牧犍置之不理。太武帝非常生气,遣使至北凉,又听说沮渠牧犍逢人便喜滋滋地传播柔然可汗的妄言:“去年魏帝被我打败了,国威不能复振。”太武帝又派尚书贺多罗出使凉州,观察虚实。贺多罗返回平城后,说牧犍外修臣礼,内实悖逆,确实居心叵测。
    太武帝探明北谅对称藩确实怀有二心,便决定伐谅,并问计于崔浩。
    崔浩分析说:“牧犍野心已经暴露,不可不诛。我军往年北伐,虽不能说每战必胜,但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出征的军马约三十万匹,在途死伤不满八千。即使不作战,平时老死病死的,也不少于万匹,所以这是很正常的。而敌人夸大我们的损失,制造谣言,说我们伤了元气,不能复振。今正好将计就计,按照他们说的,麻痹他们,让他们想不到我们突然而至,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瓮中捉鳖,一举全歼!”
    太武帝又问此次出兵能否制胜?崔浩说:“牧犍兵力劣弱,且兄弟之间骄恣争权,相互残杀,民心离解。加上近年天灾地变都发生在秦凉,这皆为亡国之兆。伐必胜!”
    太武帝听了非常高兴,说:“好,卿之所言,正合吾意。”又召集群臣进一步商讨。
    不料,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反对出兵,说北谅牧犍承袭父职,作为西边的一个藩国已有多年了。虽然其心不甘于称臣,但目前没有什么大的罪过,宜采取安抚笼络的办法。我们连年征战,兵疲马惫,应做小的休整。再者说了,北谅都是不毛之地,寸草不生,大军既到,不得久停。他们听到我军到来,必然壁垒坚守,城池攻不下来,抢东西野地里又一无所有,到时候进退维谷,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攻打北谅得不偿失。
    太武帝把崔浩的话和盘托出来,告之群臣,群臣相觑无言,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强辩客观理由,说那里没有水草,云云。
    尚书李顺因在征夏伐柔然时表现出色,深得太武帝赏识,曾作为太武帝的特使12次出使北谅,是个地地道道的“北谅通”,在北谅问题上也最有发言权。
    当太武帝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却说:“自温圉河以西,一直到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消融,雪水汇成河流,当地老百姓引以溉灌。北谅人听到我们军队来了,必然会决口放水。渠水放尽了,必然赤地百里,干旱无草,军马不能久留,怎能行军作战?”
    以前,李顺每次出使回来,都讲些北谅的不好处,这次太武帝听他说得情况与以前不一样,不免心生疑窦。
    原来,李顺在出使凉州时,凉王沮渠蒙逊时有傲慢之语,唯恐李顺报告朝廷,所以多次以重金贿赂他。李顺本是个贪财的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次,见太武帝攻打北谅的决心很大,他便编造了这一通危言耸听的谎话,隐瞒了实情。崔浩听说了他受贿的事,曾向太武帝检举过。但其时李顺正受到宠信,太武帝认为崔浩是争风吃醋,并不相信。
    太武帝用迟疑的目光望着崔浩,再次征求崔浩的看法。崔浩听李顺之言漏洞百出,断定他是在说谎蛊惑人心,便引经据典戳穿他的谎言:“《汉书·地理志》写得明白:‘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凉州是天下最富饶的地方。如果那里没有水草,老百姓怎么畜牧?再说,汉朝总不会在一个缺水少草的荒凉之地修筑城郭,设立郡吧?还有,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干旱,雪水融化下来,也只能是浸润一下尘土,怎么会成为河流沟渠,溉灌数百万顷田地呢?这话纯粹是糊弄人的,不可信。”
    李顺听了,惊出一身冷汗,又故作镇静诡辩说:“耳闻不如眼见。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难道还会有假吗?你一介书生有什么资格和我争论?”
    此时,崔浩再也忍耐不住了,正色说:“你接受了人家的财物,当然要替人家说话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你以为我没看见就可以受你的蒙蔽吗?”
    太武帝听到这里,声色俱厉地斥责李顺等人,群臣这才不敢再说什么,唯唯诺诺。
      六月,太武帝率兵从平城出发征讨北谅,同时命公卿起草檄文,列数北谅主沮渠牧犍12条罪状,严厉遣责,规劝其亲率群臣远迎魏军,才是上策。沮渠牧犍哪里把魏军放在眼里,置若罔闻,不但不出迎,还厉兵秣马,做好抗击的准备。他一面遣使求救于柔然,一面派其弟征南大将军董来领兵万余出战于姑臧(今甘肃武威民勤,北谅首都)城南。
    崔浩又建议太武帝自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渡过黄河,于七月至上郡(今陕西榆林市南)属国城,号令军队将辎重暂留城内,分两路浩浩荡荡轻装并进。北谅兵望风披靡,四散奔溃。太武帝分兵围攻,各个击破,他亲自带队专攻姑臧。
    拿下姑臧后,太武帝见此地水草丰盛,由此才知晓李顺是个奸臣,十分痛恨,下令处死李顺。他对崔浩说:“你说过的话现在果然应验了,当初我差点上了李顺的当!”崔浩说:“臣在您面前说话不敢不实,向来如此。” 九月,沮渠牧犍的侄子沮渠万年率部投降,姑臧城溃,沮渠牧犍见大势已去,率文武5000人出降。
    战事的进展与崔浩所预料的完全一样,由是太武帝对崔浩更是信服有加,视为当朝诸葛孔明。为了庆祝胜利,太武帝举行了盛大宴会,席间,他牵着崔浩的手对一些外国使臣说:“你们所说的崔公,就是他啊!才略之荚,当世无比。我做事可与否都要先征求他的意见,成败皆由他来判定。如果当初前秦苻坚等帝王遇到他这样的能臣,国家也不会灭亡啊!”又转身训导群臣说:“之前你们这些人都说我听从伯渊的计谋是荒谬的,现在怎么样?你们一个个在敌人面前胆小如鼠,简直都是废物!事实证明,自以为常胜的人,开始都觉得比别人高明得很,等到最后,才知道远远跟不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今后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都得先向崔浩咨询,然后施行。”于是,擢升崔浩为司徒,位列三公。
    北谅灭亡以后,接着,魏军又攻克张掖、乐都、酒泉等地,至此,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西晋末年以来历时135年的十六国时期结束,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南北朝时代。
    有诗赞曰:
    崔郎有识亦有胆,戳破谎言辨内奸。
    出奇制胜驱龙虎,攻破北谅奏凯旋!
                          平反叛,进言灭佛法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关中一带爆发了以卢水胡人(匈奴的一支)盖吴为首的民众暴动,以反抗拓跋贵族的残酷压迫和军事征服。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正月,太武帝至东雍州(治今山西临汾),攻打义军首领薛永宗所部。
    战前,太武帝问崔浩:“今天可否出击?”
    崔浩说:“薛永宗不知道陛下亲自来剿,思想上、军事上都没有防备。今日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须臾便可将敌人粉碎。如果等到明日,恐其见我官军盛大,必定连夜逃遁。”
    太武帝采纳了他的话,率军把东雍州团团围住。薛永宗果然没有防备,惊慌失措,奋力杀出城垒,与家人皆投汾水而死,魏军大获全胜。
    听说盖吴在长安以北,太武帝认为渭北之地无谷草,打算渡过渭南,循渭水西进。他问计于崔浩:“盖吴在长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谷草不备。我想渡渭南西行,怎么样?”
    崔浩说:“盖吴大营离这里六十里,为贼魁所在。击蛇之法,当须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复动?应该乘势先击盖吴。现在我军前往,一日便到。荡平盖吴之后,回师再向长安,亦一日而至。短短一日之内,不会有什么损伤。我认为应该从北道进发。如果走南道,则盖吴会进入北山,占据有利地形,很难攻破。”
    这次太武帝没有听从崔浩的话,执意沿渭水南岸西进,抵达戏水(今陕西临潼东北)。盖吴得到消息,果然散入北地山中,魏军一无所获。太武帝悔不该不听崔浩之言,错过了一个重创敌人的大好时机,嗟叹不已。
    太武帝到长安以后,发现一佛寺中藏有许多兵器,怒不可遏,便怀疑僧侣与盖吴通谋作乱,下令将佛寺中的僧侣全部杀死。在清理寺院财产时,又发现许多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商豪绅寄存的大量财物;同时,还搜出僧侣藏匿妇女以恣淫乐的地下窟室。
    太武帝初年,崔浩曾受到同僚的排挤,回到武城家中赋闲。期间,他结识了道士寇谦之,潜心学道。他原本就对玄象阴阳十分精通,听了寇谦之的传道,更加笃信道教,达到痴迷的程度。而他的妻郭氏与之相反,敬好释典,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时时读诵佛经。崔浩认为唯有土生土长的道教才是正宗,而佛教是“胡教”,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洋教”,因此对其深恶痛绝。他多次规劝妻子改信道教,妻子不停,他一怒之下,将家中的佛经取而焚之,把纸灰倾于茅厕中。后来,他被太武帝重新召回录用,并渐受恩宠。在崔浩的影响下,太武帝也信奉道教,成为忠实的道教徒,自称太平真君,甚至把年号也改为太平真君。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北魏实行全民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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