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崔源家族墓出土文物证实 明朝廷注重开发“北方丝路”

崔洪辉河南

鞍山崔源家族墓出土文物证实 明朝廷注重开发“北方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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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掘于鞍山市千山区的明朝崔源家族墓地文物证明，镇守辽东的著名将领崔源多次参与招抚奴儿干、海西等地，在边境设市发展贸易，开辟东北亚丝绸之路。

　　因为明朝注重东北地区的发展，明初时受战火重创的东北经济得以快速恢复，东北各族人民迅速归心于明朝中央政府。

　　崔家四代担任辽东都指挥要职

　　在辽宁省博物馆和鞍山市博物馆，明代辽东望族——崔源家族墓地出土的珍贵文物正在展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据相关资料记载，崔源家族墓在民国时期曾经被盗，盗墓者挖出了一块“昭勇将军崔公墓志铭”，著名学者金毓黻鉴定，此墓志的主人是明代昭勇将军崔源，并将其编入《辽东文献征略》中。

　　1975年6月至9月，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和鞍山市文化局联合对崔源家族墓进行正式考古发掘。

　　曾参与这次考古发掘的辽宁省著名考古专家冯永谦告诉记者，崔源家族墓位于鞍山市千山区倪家台村东。“那时的崔源家族墓是一片墓园，四周有石砌围墙，墓园门在西墙正中，门前有石甬路，两侧立有石人、石马、石虎等。那次共发掘了19座墓葬，其中7座为夫妻合葬墓，共出土墓志10合，墓券一方以及百余件的随葬品，其中有锡器、服饰、革带、金银首饰等。”

　　在鞍山市博物馆，记者看到了部分出土的随葬品。

　　冯永谦认为，出土的革带能体现崔源家族的地位。革带即腰带，在古时，腰带尊卑有别，不可混用。如平民所用称“韦带”，多以牛皮制成；文武官员上朝觐见皇帝所用称“朝带”；日常公服所用称“大带”，皆按品级分别以金、银、锡、铜、铁、角、石装饰。这次出土的银鎏金镂雕麒麟花饰革带和玛瑙革带为崔源的儿子和孙子所用，应属公服，即“大带”。

　　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一方墓券。墓券又称买地券，是古代的随葬明器，一般为方形或长方形的石、玉、砖等，上面雕刻或书写文字。墓券通常一式两件，一件在葬礼上向神灵诵读，然后埋在举行葬礼的祭坛神像前的地下，另一件埋在棺椁之前，表示一个献给神灵，一个留给死者保存，墓券就是死者权利的凭证。这方墓券记述了崔源之子崔胜为其父购买此地作为墓地。

　　冯永谦介绍，在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崔源墓志最为重要。崔源墓志现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崔源墓志为一方形石，篆书“昭勇将军崔公墓志铭”，另有楷书28行，记载崔源的祖父崔孝先曾任元朝“沈阳安抚司镇抚”，在明朝廷的招谕下，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率众来归”。崔源的父亲曾任东宁卫左所昭信校尉,累功升为千户。而崔源应明朝之召多次招抚“海西、奴儿干”等地区。

　　崔源生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死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崔源家族墓建成于景泰元年，崔源也成为这一墓园中辈分最高者。

　　冯永谦说：“从崔源起，崔氏家族世代都担任明辽东都司要职，其子崔胜为‘辽东都指挥使’‘龙虎将军’。长孙崔　之长子崔哲为监察御史，次子崔贤为副总兵，崔贤三子崔世武为‘镇国将军’。这样算来，崔胜、崔贤、崔世武官至辽东都司都指挥使，成为明朝在辽东地区最高的军事官员。”

　　据介绍，崔源家族墓构造比较简陋，一般都是土坑竖穴，无墓道。令人不解的是，从崔源到崔世武，其品阶和官职都较高，这种简陋的墓葬和崔源家族的世袭官宦身份很不相称。崔源下葬用的是普通木棺，其妻的骨灰则置于一个粗缸胎骨灰罐中，随葬品仅为日常生活用的物品，并无专为死者备制的器物，略显寒酸。

　　此外，崔源家族墓中有采取火葬的形式，也十分特别。原来明朝曾下令禁止火葬，崔源家族并没有完全遵守明朝的法令，这表明，当时辽宁地区还在流行火葬这种丧俗。

　崔源多次参与招抚奴儿干

　　崔源家族是辽东望族，是世袭的军事世家，族中子弟皆为明军戍守边疆的将士，而作为墓园中辈分最高的崔源，其文治武功也十分了得。

　　据崔源墓志记载，“早承父师训，通古典,明习孙吴”。在率军出征时，崔源告诫将士“用兵如医家用药不拘常法，在临机应变，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法之妙也。尔多士其恭行进止，用命有重赏。否则有显戮。众遂肃整，锐气自倍，乃大克捷，斩获生口，获生口无算。”崔源娴熟弓马、能征善战，一生中曾多次参与对元朝残部的征讨。明朝收复辽东后，明成祖朱棣曾五次率军北征元朝残部。永乐二十年（1422年），在朱棣的第三次北征中，崔源因护驾有功，升为“武略将军”。

　　据墓志铭记载，崔源在正统九年（1444年）和十二年，两次因征伐蒙古兀良哈立功，先后因功升为指挥同知和指挥使，在担任辽东都指挥佥事时，曾打败野人女真寇边。其子崔胜多次征讨建州女真有功，因此获得“龙虎将军”的职衔。崔源家族在长期与蒙古和女真各部的军事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此外，崔源在治理地方上也有所建树，明宣德七年(1432年)崔源出任懿路城守备，“锄强梁，植柔善，持公秉明，耕守备御，咸得其法。懿路大治，至今人犹德之。”

　　冯永谦告诉记者，崔源最大的功绩应是参与了明朝对东北地区各民族的招抚和慰问。

　　据　《明史》　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挥师北上，对盘踞东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发起攻击,不久即占取辽东大部。明朝为防御元朝残部，在东北先后设辽东都指挥使司、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将居住在长城内外的汉、蒙、女真等各部族置于统一的封建国家管辖之下。

　　其中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着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据崔源家族墓出土的墓志记载，崔源及其子孙参加了明朝对奴儿干地区元朝旧部和女真各部进行的“宣谕”和“招抚”活动，其时间跨度上几乎占了明朝统治时间的一半。

　　崔源一生曾多次招谕奴儿干地区，“推简海西，招谕叛虏”，抚慰女真各部，最远曾越海巡视了与黑龙江隔海相望的“苦夷”(即库页岛），当时崔源年仅21岁。在当时修建的永宁寺碑和后来重修永宁寺碑的碑文上都刻有崔源的名字。

　　冯永谦认为，通过这些墓志的记载，可以看出明朝在边疆地区施行的是招抚措施，对女真各部进行安抚和慰问，并不是一味地征伐。明朝的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奴儿干地区女真各部与辽东地区各族人民的联系，推进了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崔源父子曾经抚慰过的海西女真之一的哈达部迁到今天的开原东北部，其部众忠于明朝，成为安定辽东北部的一支劲旅。

　　崔源墓出土的这些文物为我们了解明朝对当时奴儿干地区的管理,提供了极为珍贵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明代东北地区的历史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崔氏家族见证北方丝路畅通、繁荣

　　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认为，崔源奉命对奴儿干地区的“宣谕”和“招抚”活动，所经过的路线正是古代东北亚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这条丝绸之路十分特别，包括陆路和水路，经过江河，直接通往大海。明朝的“宣谕”和“招抚”活动，使得这条丝绸之路得以不断发展繁盛，明朝的使团为丝绸之路上生活的各民族带去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丰富的物产以及明朝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各民族的深情厚谊。

　　据资料记载，明朝永乐七年(1409年)设置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奴儿干都司的辖境，北到黑龙江口，南连海西女真部与辽东都司连接，辖384个卫，直接受明朝的管辖。

　　王绵厚认为，丝绸之路连接的就是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主要路线是由北京出山海关进入辽东都司，到达辽阳；或是由山东跨海至辽阳。到达辽阳后继续北行至开原的三万卫，出“镇北关”和“广顺关”，之后沿松花江北至吉林“船厂”(今吉林市)，“船厂”是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之间的水、陆交通枢纽，也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造船地。

　　据介绍，为保证这条丝绸之路的畅通，明朝建设了大量的驿站。《明实录》记载：“置辽东境外满泾等四十五站,敕其提领那可、孟常等曰：朝廷设奴儿干都司并各卫，凡使命往来、所经之地，旧有站赤者复设，各站头目悉恭命,勿怠。”

　　《辽东志》记载：“国朝征奴儿干，于此(今吉林市)造船，乘流至海西，装载赏赉，浮江而下，直抵其地。”这段文字是说，从吉林船厂开始，丝绸之路顺松花江而下，再进入黑龙江直达奴儿干地区，直到黑龙江河口,与库页岛隔海相望。

　　可见，从吉林船厂开始，沿松花江、黑龙江而下的线路，是明朝抚慰女真各部，运送各种中原物资的主要交通路线，也是明朝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的女真各部进京朝贡的路线。

　　除了开辟道路，明朝还在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毗邻的地区开设“马市”，与女真、蒙古等部“互通贡市”。

　　崔是崔源长孙。其墓志记载，明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他任“开原守备”，“分守开原极边”时，致力于“开通马市”的活动，使得“贸易道通”。“开原极边”指的就是当时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之间的界限，是与海西女真、建州女真接壤之地。

　　据《永宁寺记》记载：“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馔。”为招抚奴儿干地区的女真人，明朝赏赐女真人粮食、服装布匹以及器用等生活用品。而女真人则用这些物品与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居民带来的海产品在库页岛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贸易。

　　王绵厚认为，这条路线除连通奴儿干地区女真各部外，更是一条国际贸易通道，是从中原经辽东，沿松花江、黑龙江下游通向日本海西北岸的东北亚远东地区的“北方丝绸之路”。明朝开辟的这条贸易通道，为明、清两代和近代中国东北区域的海、陆交通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记者/王岩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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