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昌杰；为什么养老机构那么难做

崔洪辉河南

崔昌杰：为什么养老机构那么难做2022-10-08 09:07:22 来源：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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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崔昌杰】

　　据国家统计局（2021）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比例18.7%，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3.5%，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人口老龄化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化在人口结构上的表现，其在中国家庭层面则呈现为一种“下行式家庭主义”（阎云翔，2017），即家庭作为一个天然养老单元的功能正在逐步弱化，那么我们该如何满足如此庞大的“溢出”家庭的养老照护需求（胡晓映、吕德文2022）？“养老服务的市场化”便是应对方式之一。

　　近年来，国家政策层面上有对养老机构数量与养老床位数的“增长计划”，各地各类养老机构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建立起来。但与看似“利好”的行业前景相比，关于养老机构的负面报道却也不绝于耳：“70岁护工过失杀害89岁老人，背后反映了中国老人的真实困境”（八点健闻，2021）；“福利院护工连续掌掴痴呆老人，警方已介入调查”（澎湃新闻，2020）；“高龄老人遭护工掌掴：3.5小时打57次，护工虐老引深思”（中国日报网，2018）等。

　　在这些报道中，民办养老机构无一不处于道德洼地。但正如吴心越（2021）指出，大众常常会将这些负面新闻的原因归结为护工的低素质，而忽视了具体照护实践过程中情景的复杂性。

　　本文便试图通过田野经验对此种“复杂性”进行简单的勾勒与说明，表明不仅是护工，家属与机构运营者也对这些负性事件的产生负有责任，并在对机构养老涉及的三个主体角色分析中，总结出机构养老行业的自身特质。

　　合肥：小朋友前往养老服务站开展“爱在重阳 情暖飞虹”主题活动。图源：视觉中国（000681）

　　家属：信息不对称与情感弱化

　　在机构养老实践中，家属虽然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照料劳动，但其仍然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维度介入其中，使照护劳动本身呈现出“护工—院民—家属—机构”这四方主体的互动与博弈状态。其介入也使得照料劳动更为复杂。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家属虽然购买服务却不亲自享受服务，无法做到服务购买与服务享受双方的直接交流，信息在多个主体之间流动。这使得家属对机构内的照料情况知之甚少，他们无法监督照料过程，也就是说，在照料过程中存在一种“信息不对称”。

　　因购买服务者（家属）与享受服务者（院民）的空间分离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购买服务者（家属）无法实现对机构的充分监督，享受服务者（多为失能失智群体）又没有监督能力。

　　因为家属对院民有赡养义务，因此对养老机构也应有相应延伸的监督义务。故而在购买服务后，并不意味着家属只有权利而没有监管责任，家属应当通过情境来进行判断是否应主张其监督权，这也是家属的责任所在。

　　同时，家属与院民的联结程度会直接影响到机构对院民的日常照料，但这种建构关系的主动权却主要掌握在家属手中。除了前文所提及的“下行式家庭主义”（阎云翔，2017）外，因为城市养老的“去家庭化”更快，被发展和理性的话语所统治，家庭养老缺乏底线保障机制，不仅法律保障的成本高，城市社会中也缺乏相应的社会机制，不似村庄社会中社会舆论等作为底线机制还发挥一定的作用（贺雪峰，2022）。

　　因此，家属可能存在的第二个问题便在于其对院民的漠不关心，无疑会使得养老机构内的照料生态不断恶化，诱发各类恶性事件的产生。

　　虽然说将父母送入养老机构也是践行孝道的一种方式，但一个普遍事实是：在院民进入养老机构之前，其已经对家庭照护者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身体负担与情感负担（吴心越，2020）。例如一楼的赵奶奶在被送入养老机构时，她老伴向我们诉苦：

　　“她也是老年痴呆，脑子时好时坏，特别容易乱跑，然后就找不到人了，前几天又是跑丢了，谁也找不到她，最后只能出动公安找，我心脏搭桥手术已经做了四根了，再也经不起刺激了......我儿子儿媳都有工作要忙，现在儿媳还怀了二胎，我又照顾不了她，那就只能把她送到这里来照顾。”

　　在已经对家庭造成较重照料负担的情况下，家属在将亲人交给机构代养时便已经出现了一种“情绪”和“疲劳”，只要被照料者在机构内“安全”生活即可。因此，家属和院民两者对于什么是“好的照料”本身是存在分歧的。

　　S机构三楼的部分可自理老人在与我日常的交流中都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中流露出对“交流”“陪伴”和“自由”的向往。不过当前绝大多数的中低端民办养老机构仅能为老人提供底线生存照料，再高一层次的精神与情感照料远未实现。

　　但在院民的家属看来，他们既希望养老机构是服务者，也希望其可以作为一个管理者，这样才能不让院民“给自己找麻烦”。

　　由于被送往养老机构的院民多为失能失智群体，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对他们的照料要求较高，尤其是精神上的失能半失能院民，如果居家照护，家庭要付出较重的照料成本，但处于发展阶段的子代家庭又无过多劳力与精力进行看护，便不得不将其送往养老机构，如王奶奶的女儿直接将其称为“我们家害人精”，也是因此才将其送往S机构，几乎不来看望。

　　故而机构除了提供服务以外，还必须承担管理职责，以减轻家属负担。这种“不找麻烦”式的动机也在管理者口中得到了证实：

　　“如果你到一个养老院，发现这个养老院打出的宣传标语是安抚老人，关爱老人，总之就是一切顺着老人的意思，那就千万不要去这个地方。因为这里就像一个学校，而这些工作人员就像是老师。如果一个养老机构，他会批评，会斥责，那说明你的老人送到这里一定会被管理的服服帖帖，也一定不会给你（家属）找很多麻烦。”

　　随着院民在机构入住时间的延长，院民失能的程度会越来越深，家属来看望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少（李丹、白鸽，2020）。甚至有的家庭在院民临终前一两年都极少去探望，也不在乎机构内发生了什么，只要老人“安然”活到去世即可，这或许是家属和护工之间的“默契”。那么这无疑是助推了机构内的种种不规范现象，只要不危及院民生命，机构的种种照料方式即是“合理的”。

　　“有的时候我们晚上，老人要死的时候你要经常去看……好比说他一死，你就要赶紧告诉家属。而且经常还是死了之后才告诉，在这里都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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