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了百年的 “倪阁老坟 ”实姓崔

崔兆强

崔源家族墓地位于鞍山东部千山倪家台村东山坡上。早年墓园门在西墙正中，门前有一里左右砾石甬路，甬路两侧立有石人、石马、石虎，村里人称此地为 “石马沟”。

　　据说以前，倪家台村倪姓为大户，祖上曾出过高官，故此墓园称 “倪阁老坟”。民国时期，墓曾经被盗，在墓室封土中挖出 “昭勇将军崔公墓志铭”，经当地政府“辽阳古物所”鉴定此墓志的主人乃明代昭勇将军崔源。这一发现在当时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著名学者金毓黻就将其编入《辽东文献征略》中。

　　由于当地居民很难接受原来叫了几辈子的“倪阁老坟”忽然改姓“崔”的说法，有的说鉴定的人认错了字，有的说刻碑的人刻错了字，对于墓葬真正的主人是谁在当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于是“倪阁老坟”的名字仍旧沿用。这个谜团一直到1975年这座墓园被正式发掘之后才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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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片墓地发掘，共清理墓葬十九座。出土墓志九合，连同当年被盗的崔源墓志共十合，墓券一方以及其他精美的随葬品。而在崔源墓中发现的一方墓券，记述了崔源之子崔胜为其父购买此地作为墓地所在，最终确认了这片墓地是崔源的家族墓，“倪阁老坟”实姓“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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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源族墓和明代相始终

　　族墓中所发掘的十合墓志分布于七座墓葬中，即崔源、崔胜、崔鑑、崔锴、崔哲、崔贤、崔世武的墓，这七座墓葬均为夫妻合葬墓，除墓主本人的墓志外，还有崔胜妻李安、崔鑑继室费氏、崔哲妻白氏的墓志，而其他的墓并没有墓志出土。

　　碑志记载反映出的崔氏谱系，不仅可以了解当时辽东地区家庭、家族内部结构、宗法制度、家族内的人员社会地位的途径，还为我们从一宗一族的角度，来考察这一地区社会人口史、地区经济史、民俗史、民族史乃至政治史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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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墓志记载可知，崔源生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死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等六个朝代。崔源死后，其子崔胜为其在千山脚下择地建立了这座墓园，墓园建成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崔源也成为这一墓群中辈分最高的。从崔源入葬到其于嘉靖五年（1526年）入葬的五世孙崔世武，前后共76年。虽然，墓园最后下葬者何时何人因无文字可考而不可知，但是，崔源族墓的形成时间起自明朝初年而到明朝晚期、差不多和整个明代相始终这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崔源族墓为研究明代东北地区的历史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 h! `! ?% k3 z3 D8 x" [% R# R7 B9 _　　崔氏一族多为辽东都司地方高级官员

7 w" n/ j& l" Q) ?　　明朝极重视北疆的防御，在东北先后设辽东、奴儿干两个都指挥使司，将居住在长城内外的汉、蒙、女真各族置于统一的封建国家管辖之下。明政府在东北地区主要实行军政合一的都司、卫所制。洪武初年，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辽东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各都司设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三职，下属各卫设卫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三职，卫以下各所、堡设千户、百户、镇抚等职。

　　出土墓志记载了明朝在辽东地区的管理情况。崔源的祖父崔孝先原是元代的“沈阳安抚司镇抚”，在明政府的招谕下，于洪武十一年“率众来归”，因此“升授”“东宁卫左所昭信校尉”。在明代军籍世袭的兵制下，崔源的父亲“袭荫”昭信校尉职，并“累功”升为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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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v- I  P: h' H　　从崔源起，崔氏家族更是历长期担任辽东都司各要职。崔胜、崔贤、崔世武等更是官至辽东都司都指挥使，成为辽东地区最高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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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东都司是明朝防御东北地区的蒙古和女真各部的主要地区。崔氏一族多次与蒙古和女真各部作战，崔氏族墓出土的墓志中对此有确切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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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约”的丧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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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j# b0 x; v　　崔源族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瓷器、锡器、服饰、革带、金银首饰和头饰等。其中的金银质地的发簪、镂空葫芦形金耳饰、鎏金革錾花银带等都是做工十分考究的精美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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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c6 y5 ]0 x　　但是，总的来说，崔源族墓的葬制和出土文物，均比较简陋，与其地位极不相称。这与其它地区发掘的明墓也不相同，但是与东北地区已经清理发掘的一些与崔源家族地位相近的墓葬中，在葬制和出土遗物上十分类似。故而，对崔源族墓的发掘，可以看出明代东北地区葬制上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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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墓中有的采取火葬，是其又一十分值得注意的葬制形式。虽然，自宋元以来，北方地区火葬十分流行，但是，明政府曾下令禁止火葬。而崔源虽为明初地方的高级官员，并没有遵守明朝的法令，他与其妻属均采用火葬，族墓中相对为晚期的墓葬中也有使用火葬的形式，这也表明了当时辽宁地区还在流行火葬这种丧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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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墓中的殉葬品也不十分奢华，并没有见到陪葬瓷器，而多为釉陶和缸胎粗瓷，这是崔源族墓较为独特的一点，即使在辽宁或其他地区的明墓中均未见到这种情况。

　　崔源族墓的葬制和出土文物简陋的原因，大致从《全辽志》记载的韩玺的看法中可窥一斑。韩玺一族与崔氏一族大致同时、地位相仿、关系十分密切。韩玺认为丧制应当“从俗”，即遵循当地推尚简约的习俗。故而，崔源族墓的发掘，为我们了解东北地区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最为直接而有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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